竹雕——一个小众的艺术门类

竹刻艺术的历史渊源

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把竹制成竹简、生活用品等。当时盛行的日常生活用品髹漆器，即以竹为胎制作而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湖北出土的一件盛酒器——髹漆三兽足竹卮，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现存最早的竹刻宝物。

西汉时，竹刻继续伴随竹胎漆器而出现。但此时竹刻已不完全是漆器的附庸物，而是发展成为竹胎漆器的主要装饰形式。如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两件浮雕龙纹髹漆竹勺，其表现的图案已被赋予装饰的意味，这说明竹刻已开始具备了工艺品的初始特征。

蟠松水丞

唐代，有关竹的另一种表现载体——墨竹画在此时兴起，竹被文人雅士们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在此氛围中，竹刻较之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更趋艺术化。

北宋时期，由于文人墨客多倾慕于竹的贞洁虚心与高雅孤傲，所以竹往往被用作寄托文人高尚人格和品德的载体，成为一种象征。当时以善画墨竹享有盛名的有文同与苏轼，他们终日与竹为伴，咏竹、绘竹。在此氛围影响下，宋代的竹刻雕饰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竹刻在此时还没有形成一种专门的艺术门类。

元代，以竹石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和专擅表现竹石题材的画家大批涌现，并且成为元代文人绘画大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显著特点。元代的文人画家把赋予竹的文化内涵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种状况为明代以后竹刻艺术的兴起积淀了浓厚的文化底蕴。

竹刻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

竹刻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后才明中后期最终发展成为一门独具特色的高雅艺术。

明中叶以后，整个社会，尤其是在当时的士大夫文人中掀起了一股个性解放的风潮。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竹刻艺术迅速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个性宣泄、情感抒发的独特形式与书房案几展示清逸脱俗风格的文雅饰品。他们把文学、书法、绘画与竹刻工艺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从而使竹刻真正成为一门有形有色的独特而完美的艺术门类。同时，这一时期的版画、治玉、漆雕等雕刻技术对竹刻技艺的丰富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和合二仙

竹刻之所以发展到明中期后才真正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还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此时竹刻已真正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诸多因素。

明中期后，在江南的一些重要工商业城市，经济富庶，文风蔚然，画家云集。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文人画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受此影响，当时在竹刻领域中，亦出现了一批竹人兼画家。他们不但自拟其稿，而且还自操刻刀，以刀代笔，以竹为纸，充分发挥他们工诗善画的特长，以画法入竹，将书画中的构图、章法、对比、呼应、气韵、意境等因素，巧妙地融入到竹刻技艺之中，从而使绘画与竹刻更加紧密地结合为一体，对竹刻艺术的形成与日臻完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清竹刻艺术的兴起

与日趋成熟时期

明中后期的嘉定地区，一些颇具文人气质且工诗擅画的雕刻家，开始以竹为表现载体，创作出各种富有浓厚文人气息与风格的竹刻艺术品。朱鹤就是其中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先驱者，他被后人视为嘉定派竹刻艺术的开山祖师。从此，中国的竹刻艺术真正兴起，并且首先在朱氏门类日趋完善，最终形成相传数百年的嘉定派竹刻艺术。

竹根雕松树罗汉像

朱鹤，字子鸣，号松邻，生活于明中后期正德至万历年间。精雕镂艺术，善刻印，尤擅长于诗文书画，能以刀代毫、以画法刻竹。其作品艺术效果出乎时人意料之外，为一时良工所不及。朱松龄所雕竹刻种类丰富，有笔筒、臂搁、香筒、簪、匝、杯、佛像等，其中又以簪与匝最为精湛，以至于世人得其器不以器名，而直呼其“朱松龄”。

朱缨，字清父，又字清甫，号小松，朱松邻之子。刻竹师承家法，深得巧思，务求精诣，故其技艺益臻妙绝。存世作品主要有：“归去来辞图香筒”、“竹林七贤笔筒”等。

朱稚徵，号三松，朱小松之子。所选刻题材善于推陈出新，常常反复研摩推敲，精雕细刻，追求至善至真。其代表作品主要有：“竹雕残荷洗”、“浮雕清溪泛舟笔筒”、“圆雕寒山拾得像”、“饮中八仙笔筒”等。

明清竹刻艺术的全面发展时期

濮仲谦竹雕竹枝笔筒

明中晚期，金陵地区，出现了一位竹刻高手，名叫濮仲谦。他开创了另一种明显不同于嘉定竹刻风格的竹刻艺术，并自成一派，影响颇广。因其为金陵人氏，故后人称该流派为“金陵派”，濮仲谦则被认为是金陵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

除嘉定与金陵流派以外，在明末清初的竹刻艺坛上，还活跃着一位开创“留青”雕刻技法新风格的名家巨匠张希黄，他在继承唐代留青技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运“墨分五彩”画理于留青竹筠之中，创造出“目筠五色”的独特艺术效果，从而丰富了这一时期竹刻艺术的技法种类。

张希黄 留青杜甫诗意图臂搁 

上海博物馆藏

张希黄的留青雕刻艺术，把明中后期兴起的雕镂与绘画相结合的竹刻艺术推进到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赋予了竹刻艺术以新的形式与内涵，从而向世人展示了其与嘉定、金陵两大竹刻流派截然不同艺术风采。

因此，纵观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竹刻艺术的发展变化，就雕刻技法与艺术风格特点而言，可归纳为三大流派：一嘉定派，二是金陵派，三是希黄派。这三大流派共同支撑着这一时期的竹刻艺坛的同时，又以嘉定竹刻为竹刻艺术发展之主流，影响最广。这是竹刻艺术自兴起之后得到较为全面发展的一个时期。这种雕刻技法与表现风格尽显众家争辉的局面，为竹刻艺术走向鼎盛创造了有利条件。

竹刻艺术的鼎盛时期

清康熙中期至乾隆、嘉庆年间，随着清政权的巩固与疆域的统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与之相联系的是这一时期的竹刻艺术领域也呈现更加繁荣的景象。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涌现出一批技法创新、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竹刻大家。雕刻技艺中地域师承的因承关系日趋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竹刻艺人强调个性表现意识的多样化和艺术风格更加鲜明的技法。他们以不同的艺术个性倡导新风，彼此更替，主导着竹刻艺坛。竹刻名家创作的许多作品，成为这一时期竹刻艺人竞相争摩的楷本，从而对这一时期的竹刻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着竹刻艺术进入鼎盛发展时期。

周芷岩款灵芝如意

就竹刻艺术流行区域来看，这一时期的竹刻仍以嘉定地区为中心，主要流派有全盛于康熙中期至雍正年间的吴之璠“薄地阳文”派；全盛于康熙晚期至乾隆初期的封锡禄、施天章“立体圆雕”派；全盛于雍正乾隆年间的周颢“铁笔深刻绘画”派；全盛于乾隆年间的潘西凤“平面浅刻”派及邓渭的“陷地阳文”派等。他们相继主宰着这一时期的竹刻艺术舞台，使得清朝盛世的竹刻艺术呈现出异彩进发、繁花竞秀的绚烂局面。

竹刻艺术的衰微时期

（清嘉庆——清末、民国）

清嘉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文化艺术领域发展也萎靡不振。竹刻艺术同样难逃厄运。此时的雕竹家已较少自画自刻，多是临摹，或假藉画家之手打稿，刻竹与绘画出现分家之势，一些竹人渐渐沦为仅钻研于技法的艺匠。但是尽管如此，由竹刻艺术全盛时期所掀起的巨澜余波仍影响着此时期竹刻艺术的发展。此时期的竹人们，虽较之前期有所逊色，但仍不乏名家，如：尚勋、王梅邻、方洁、蔡照、韩潮等，他们都为这一时期的竹人作出了示范，堪称楷模。

朱文友笔筒

清同治光绪时，大批的画家与艺人涉足扇刻，使得前期已日渐疏分的与书画再度紧密融合成为一体，此时竹刻艺术出现短暂的中兴之势。并且出现了一批以专雕扇骨见长、且各具风格特色的竹刻名家和艺人。

虽然如此，但较之于清中前期的竹刻艺术兴盛局面，仍显得单调与平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影响及至民国。

竹刻艺术最终因其所处时代已不再具有支撑这门艺术继续繁荣的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而趋于没落。因此，尽管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定数量的扇骨竹刻，但就其艺术价值和影响力而言却极其有限，仅仅成为竹刻艺术落日前一抹绚烂的余晖，散发出最后的光芒。

竹根制佛手，明，朱小松制，高11cm

现代竹雕的发展

竹雕艺术发展到近现代，又有了“浙派竹雕”和“徽派竹雕”等说法。

浙派竹雕是“留青圣手”张希黄开创的。张希黄的作品，精细的构思和绝妙的制作工艺浑然一体，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并且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竹雕艺人，最终形成高雅淡泊、巧而不媚的浙派风格，堪与嘉定派、金陵派齐驱并驾。二十世纪中期，留青竹雕的代表刻家多聚居在上海，如浙江吴兴的金西崖，江苏武进的徐素白，苏州的支慈庵及无锡的张韧之等。

徽州竹雕盛于明清。一般以徽州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运用线刻、浅浮雕、深浮雕等工艺，雕出各种书画。徽派竹雕”的代表人物有吴元满、李希乔、张立夫和程文在等。吴元满是明末安徽人，精通书法，擅长篆刻，尤喜“六书”研习。因此，竹雕独显文字风采，并以金石碑体为主，运刀时都能和运笔一样得心应手。形成了浑如三代鼎彝的独特艺术风格。李希乔是清初著名的竹雕大师，号“石鹿山人”，他的竹雕既有吴元满书法入竹的风绪，又有新创，简笔刻画如竹石、人物山水臂搁、笔筒，线条简洁、流畅，画面清丽而富有意韵。张立夫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成名的竹雕大师，以多才多艺饮誉江南。以雕版、刻漆为业，多有建树，竹雕作品也独具一格。

竹根雕佛头

结语

纵观中国竹刻艺术的历史渊源、兴起的时代背景及其发展历程，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全面地了解到竹刻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与总体概况。竹刻从其最初的形状比较简单且装饰朴素的日常用品，到逐步演变成为以艺术欣赏为主兼而体现作者行为品性、人格魅力及艺术修养的艺术品，这是历史的必然，亦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产物。虽然，中国竹刻作为一门真正的艺术，前后经历了四百余年的历史，但是其所包容的众多的文化因素、丰富的艺术内涵及珍贵的鉴赏价值却不容忽视。

它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人格理念、思想情感、品行操守、审美意趣和艺术认知的具体反映，亦是明清时期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的形象体现。竹刻艺术作为中国所特有的一门独具风格特色的艺术门类，不仅其自身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艺术价值，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璀璨文化艺术宝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明清竹刻艺术的辉煌虽已成为历史，但是它所散发出的独特的光芒，将永远吸引着那些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