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22 1140次浏览
刘 超
联拍在线鉴定专家
鉴定范围：高古瓷、明清瓷、
近现代瓷、杂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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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院特聘院士、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客座教授、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瓷器鉴定专家、美国华人收藏协会名誉会长、法国华人收藏协会海外顾问、上海市工商联文化产业商会艺术品鉴赏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原上海卫视《好运传家宝》节目特邀鉴定专家，原上海虹桥古玩城常务副总经理。
专家风采
明末清初（明万历三十六年至康熙二十年）历时73年，那个时期被称为“中国瓷器艺术发展的转变期”。
其时，民窑青花瓷没有了官方的禁令，异军突起，由于其胎质细腻精良，施釉紧薄莹亮，色调青翠淡雅、而且，不仅画面层次丰富，绘画风格又新颖多样，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令人叹为观止。
以往学术界对转变期青花瓷的研究，比较偏向于去辨析风格技巧，考证真伪以及收藏价值等等，往往忽略了运用多种学科复原其原本的历史环境，来揭示其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本文拟从经济发展，解放思想，技术创新三个方面，来综合审视和分析“转变期青花瓷器艺术”成就的真正原因。
一、青花瓷艺术繁荣的基础和前提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末清初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景德镇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制瓷中心。因为，当时的景德镇是一个极其繁荣的工商业城市，是内外销瓷器的主要供应地。明代隆庆年间以来海禁开放，民窑产业受到巨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的刺激，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特别是万历36年御窑厂停烧以后，对外贸易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民窑成为瓷器外贸的主力军。
明天启 青花罗汉图炉
据史书记载，明代万历年时，“景德镇上的窑业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那时，产自景德镇的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成书于明代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的《天工开物》载文说，那时：“中国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
此时，外销瓷的发展成了“转变期青花瓷艺术成就”的第一个经济驱动力。1600年和1601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相继成立，西方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与日俱增。
据 T · 佛兰克《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统计，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2—1682年间就从中国运出瓷器达1600万件，每年平均有20万件之巨。
清康熙 青花山水纹罐
景德镇出口的外销瓷中有许多是属于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书中所说的“上品细料器”，它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西方上流社会的需求，其中有一些是西方商人按西方国家的族徽、文字、罗盘、经书以及人物或风景画绘制的图样交由中国生产商定制的，智慧的中国瓷匠把中西方绘画和工艺的特色以及审美观念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了许多包容中西文化新奇风格的精品，既受到西方贵族的青睐，也受到中国王公贵族的欢迎，由此，也给外销瓷的生产和给“转变期青花瓷”的创新注入了活水源头。
促进“转变期青花瓷艺术成就”的另一个经济驱动力是内销的发展。首先是“转变期”时期国内人口的增长直接拉动了内销瓷数量的增加。1600年，明代人口高峰达到1． 5亿。到了崇祯三年（1630年），达到了1.925亿，由此可见，十七世纪初，明代人口的增加带来了瓷器的大量消费，极大地促进了瓷业生产的发展。
明崇祯 青花人物纹缸
其次是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追求直接推动了青花瓷工艺质量的提高。明末清初，在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人们对生活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些达官显贵、富商巨贾、文人雅士在竞相购买青花瓷精品时，往往是“每一名品出，四方竟相购之”且奔走相告。如此一来，那些精美的青花瓷作品顿时“洛阳纸贵”，成了抢手货。
同时，这些名流显贵还时常根据自己的需求爱好出重价向民窑订烧精美瓷器，并且，已然成风。目前，在英国牛津阿西摩连博物馆所藏的“简觚”上书有宋人杜耒的诗：“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此“简觚”上落有年款：“乙卯仲春月写”。我认为：“该画工极为精美，人物毫发毕现，礼貌可掬，题词以明月寒梅之意标榜主人与其知音的孤高品格，应为当时的名士定制无疑”。
明天启 五彩人物纹海棠式盘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王公贵族也青睐“中西文化兼备”的青花瓷外销精品。比如，在明益宣王朱翊鈏墓出土的“青花开光菱口大盘”以及桂林靖江藩王墓葬群中出土的梅瓶，“均是主要用于出口的外销瓷，而又为国内王室贵胄所喜爱”的例证。
当时，收藏和追求民窑生产的堪与御用龙凤瓷比美的“上品细料器“”成为身份的象征，这无疑是推动民窑提高工艺质量的强大动力。
这一时期诞生的瓷器装饰新自由主义，也可以通过“五彩瓷”体现出来。（注：英文和法文里的专业术语“Wucai ”其实是指釉下釉上混合彩，即斗彩和青花五彩等，可谓保留了明清学者著书立说时将斗彩称作五彩的习惯。西方学术界对五彩瓷的不同种类在专业术语上有着严格的区分，康熙时期的釉上五彩瓷一般被称为“Famille verte”，而其中的黑地五彩与黄地五彩又分别被称为“Famille noire”和“Famille jaune”。珐琅彩就叫“Falangcai"，粉彩被称为“Famille rose”，景泰蓝则是“Cloisonné"。)
二、青花瓷艺术获得自由表达空间是少了文化专制的束缚
明代至少从洪熙元年始建立了御窑制度，明洪武二十六年颁发了加强皇权的各项法令，其中就包括对瓷器生产的管制，提出了供用器皿的概念，“由中央派出工部官员莅厂管事，成为中央强化对供用瓷器生产管理的手段”，并明确提出御用瓷必须根据朝廷颁发的制瓷官样进行生产，不可逾越一步。
青花罗汉图钟
在这种官方严加管理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瓷绘艺人是很难也不敢发挥他们的艺术创造性，大家都处在严谨的临摹状态，亦步亦趋，以求平安无事。而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争取都出好的创意和好的作品。他们为何不敢这样做呢？因为，在明代正德年之前，不仅御用瓷必须严格按照宫廷提供的样稿制作，而且，官方对臣民用器的规格、纹饰、数量等亦有明确规定，并且，这种规定是神圣的，如果有谁违反了，必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遭到杀身之祸。
到了明代正统时期，朝廷明令禁止民间仿官用纹样制造瓷器。法令上说：“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后果很严重：违者处死，全家人口流放塞外荒地。但是，到了晚明时期，明代的这种严重束缚文化发展的专制制度被打破，由此，青花瓷艺术的发展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青花出戟花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机遇呢？原因有三：
第一，御窑的辍烧。晚明时期，政治发生了严重的动荡，国库空虚，财政窘迫，使得明政府无力支撑御窑厂的生产，于是，在万历36年（1609年），官方的御窑厂停止了大规模的烧造。
由于御窑厂的衰落和辍烧，使得大批技艺精湛的艺人流向民间，为了生存，他们到民窑去打工了。至此，以前对御窑和民窑控制极其严格的规定和禁忌顿时成为一纸空文。这些从御窑厂解放出来的身怀绝技的艺人在社会新思潮的影响下，甩掉了思想包袱和精神枷锁，如鱼得水，他们按照新兴的市民阶级、商人和受新思想影响的消费群体的审美需求，发挥聪明才智，创作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具有世俗化和个性化的青花瓷艺术瑰宝。
正是这些青花瓷精品，它们来自“御窑”，且又转变为来自民窑且超过“御窑”，很接地气，这就是我国历史上“青花瓷史上转变期”的真正内涵。
第二，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新的价值观。明末商品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迅速动摇了农业社会不变的价值观念，商业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由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人口也得到了迅速增长。
明末顾炎武在《歙志风土论》中指出，当时“出贾既多，土田不重”，甚至士大夫也加入到商业活动中来，吴中一带“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更有人弃学、弃官去经商的。就这样，商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消费群体和消费诉求，大大促进了瓷器产品的多样化和个性化。
天启仿成化款青花兔纹花口盘
第三，社会思想领域发生了变革。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社会思想领域也出现了被当今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时期。那时，人们试图去创建新的哲学思想体系来反对封建伦理纲常，并且格外重视个性解放的想法。可以这样说，社会思想的转变，从本质上说，它反映的是明晚期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初期主体的觉醒。同时，也带来了青花瓷创作艺术的快速转变，民窑精品大量涌现。
基于上述三个因素，“转变期青花瓷”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特点。
其一，出现了许多“僭越”等级规定的瓷器。万历后期，僭越行为已蔚然成风，“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也”。这种“不守规矩”的“规矩”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文化心理，而且，这种社会文化心理也强烈地反映到了瓷器的装饰艺术上。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藏有民窑青花云龙纹大瓶一只（残件），此瓶的龙纹为五爪纹，乃典型的御用图样，这在明正德以前，做这种瓷器那是要杀头，全家都要被流放的。
清顺治 青花洞石楸叶诗句盘
其二，在构图风格、造型技法和审美观念上都有创新和发展。首先，转变期青花瓷开启了诗、书、画相结合的先河。其次，创作题材冲破了文化专制的束缚，特别是纹饰中出现了有主题绘画“情节性”的人物图案。瓷器艺人在创作的形式语言上更加多样化。他们积极吸收和借鉴了当时国画、版画乃至西洋画的艺术形式，使画面更生动活泼并且更具表现力。此外，在青花瓷施釉和色调的处理上，也呈现了青翠、幽兰、淡雅、亮明等多个色阶层次，开创了一个瓷器艺术装饰的新局面。
其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极富个性的青花作品。明末文人士大夫成为异常活跃的社会力量，他们在政治和文化控制松弛的社会背景下，着力追求生活的新奇和多彩，引领了时代风尚和艺术创作，各种反映文人士大夫生活趣味的个性青花瓷竞相涌现。这种个性化的人物表现在过渡期以前是不可能有的。例如青花瓷画《月下归来图》，就是一件反映文人骑旅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精品。以此相似的《竹林七贤》、《红杏尚书》、《羲之爱鹅》等也都是文人生活理想、人生情趣的个性表达。所有这些青花瓷的装饰观念完全告别了传统，张扬了个性，自由抒发了主体的情感和需求。
青花花鸟纹盖罐
三、制瓷技术的提高促进了青花瓷艺术的繁荣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解放固然为“转变期”时期青花瓷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动力和发展空间，但是真正能使其变为现实，归根到底还是依赖于制瓷技术的提高和创新。
转变期制瓷技术的提高包括三个层面，即工艺技术方面，专业化水平方面和绘画技术方面。
第一，工艺技术方面的主要进步。首先是制胎原料由一元配方发展为成熟的二元配方工艺。宋代景德镇窑烧制的青白瓷均采用以瓷石为原料的一元配方，其缺点是瓷器烧成时容易变形。到了元代，青花瓷开始试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工艺，有效地克服了上述缺点，但该技术只是到了“转型期”才完全成熟定型，成为一种普遍的工艺并总结成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卷七《陶埏》是对二元配方的最早文献记载。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认为：“从胎土配方工艺的发展来看，明末清初二元配方工艺的成熟定型是过渡期青花瓷质量达到历史高水平的重要前提。”
其次是对青料的拣选由水选法改为煅烧法。青料是一种含钴的矿物色料，青花瓷就是以这种色料作呈色剂。对青料的加工和使用水平是青花瓷工艺技术水平和艺术特色的重要标志。崇祯以前对青料的拣选用水选法。崇祯时改水选法为煅烧法。《天工开物》卷七对其做法也有记载。从水洗法到火煅法，是青料提纯工艺上的一大进步和革新。它提高了青料的发色质量，改变了过去青料的拘泥，使之能渲染分层、浓淡有致，对于瓷胎有如墨对于纸，为陶瓷绘画方法的革新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明末清初尤其是康熙时期青花瓷烧出了“翠毛蓝”，这是有史以来最为纯正的钴蓝发色且具有极其丰富的浓淡层次，青花瓷上“墨分五色”的特点，这种成就的取得与青料提纯的技术进步密不可分。
清顺治 茄皮紫釉暗花云龙纹盘
第二，分工精细，专业化水平日益提高。随着制瓷工艺技术的发展，景德镇瓷厂的分工日趋专业化，工艺流程更加细化。明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景德镇御窑厂已有多达23种的专业分工，到了转变期，分工多达72种。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七《陶埏》中载“共计一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当时的分工有两种，一是形成专业化的作坊。二是从业人员形成了不同的专业技术分工。清初一位来景德镇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在一封寄给其国内的书信中，有他对一个瓷器彩绘工作间的描述：“一人专心画器皿的边缘，此外另无所事，另一人勾勒花卉的轮廊线，然后由第三人填色，还有其他人专门画飞禽走兽和山水风景等。”生产过程本身的分工愈精细，说明专业化程度愈高，技术就会越精湛，劳动生产率也愈高。这是转变期能够生产出陶瓷艺术精品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顺治 青花云龙纹炉
第三，绘画技法的移植与创新。元代青花瓷借用中国绘画技法开创了由素面装饰为主转向釉下彩绘装饰为主的新时代，这是对中国传统绘画和装饰艺术的光大继承。但是在技法上，青花瓷在明中期以前，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笔点染”的技法，其缺点是呈色不够，层次单调。晚明用“分水法”取代“一笔点染”。使青花瓷青翠淡雅，发色层次丰富，多达十数层，颜色亮丽，精美绝伦。
转变期是一段令人激动的历史时期，它创造了青花瓷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随着康熙二十年( 1681) 御窑的恢复，万历晚期以来沿袭70余年的转变期的青花瓷独特风貌终于宣告结束。
青花麒麟筒瓶
麒麟的身体在花瓶的下半部分流畅地舒展开来，装饰风格自由又简练，带着明显的（转变期）时代特征：一轮朴实无华的太阳，加上零星火焰与几片云彩，以及一些恣意伸展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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