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美国的中国佛教艺术收藏及其研究价值

常青

佛教艺术史学家

美国堪萨斯大学艺术史系博士

北京大学考古系学士、硕士。

研究领域：

亚洲艺术史、中国艺术史、中国考古学、中国石窟寺艺术、中国古建筑、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现代政治性艺术等。在中、美两国高校、博物馆从事相关课程的教学和展览的策划工作。出版专著十种，中英文论文近百篇。

美国的中国佛教艺术收藏来源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学者与策展人为博物馆的藏品进行收购。策展人一般在中国博物馆里面叫研究员或研究馆员，与中国博物馆整个策展团队一起工作不同，美国办展览不论规模多大，就一个策展人策展；

第二种是古董商，他们便宜收购中国的文物，转卖到美国去赚大钱，买者主要是博物馆与私人收藏家；

第三种人是收藏家，他们向古董商认购，向学者和策展人寻求专业咨询，三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可以说，学者和策展人用他们对中国艺术史的知识为博物馆挑选和购买有历艺、艺术价值的文物，收藏家以他们的个人兴趣爱好为自己收藏，而古董商是沟通文物产地和学者、策展、收藏家的桥梁。

很多私人收藏的最终去向是博物馆。

【 学者与策展人 】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一些西方商人和文化界的人士来到了中国，再把中国的信息带回去，导致 19 世纪末期的西方兴起了“东方文化热”，促使很多学者（特别是考古学家）组队到中国（主要是新疆和甘肃西部地区）去探险，做一些考古调查与发掘。

英国人斯坦因（1862-1943）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图1）。他对西方的贡献主要是在敦煌藏经洞的中国古代文书上，他拿走了7000多件，还有数百幅画作。

图 1

英国考古学家 

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1862-1943）

他在中国的成功，大大地影响了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家，纷纷到中国探险。一个叫华尔纳（1881-1955）的美国策展人也因此而来，他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图 2）。

图 2

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  

华尔纳 Langdon Warner（1881-1955）

他于 1923 年到敦煌，那时的敦煌藏经洞已被各国“探险家”搬空了，华尔纳便把目标放在了敦煌石窟的壁画和彩塑上。在敦煌莫高窟唐代开凿的第 323 窟，他用胶布粘走了许多壁画。现第 323 窟尽管大幅的壁画仍在，但其中多处缺失，就是被华尔纳他们粘走了。

在唐代开凿的第 328 窟，华尔纳搬走了一尊十分精美的蹲跪式菩萨像（图 3、4）。这些作品现收藏于哈佛大学赛克勒艺术博物馆。

图 3 

敦煌莫高窟第 328 窟  唐代

图 4 

华尔纳把唐代蹲跪菩萨塑像搬出敦煌莫高窟第 328 窟时

与中国不同，美国的博物馆一般都是私营的，或是私人捐赠由政府代管的。运作博物馆的经费庞大，但却往往得不到政府方面的财政资助。博物馆相当于“捧着金饭碗的乞丐”，馆里虽然收藏着价值连城的宝贝，却不得不到处去募捐，请一些名人来捐钱。

所以，一般的博物馆都成立了董事会，由捐赠者或潜在的捐赠者组成，大多是社会名流，每年两、三次审议馆长提交的博物馆运作报告，其中就包括为博物馆收购艺术品或文物方案。

美国策展人的一大任务是扩大馆内收藏，他们会有目的性地去一个地方，或联系一些人，为博物馆收购藏品。从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前壁左侧盗凿的《皇后礼佛图》浮雕，后来辗转来到了纳尔逊博物馆，得力于当时的策展人史克曼 Laurence Sickman（1907-1988）的功劳（图 5）。

图 5

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前馆长  

劳伦斯·史克曼 Laurence Sickman（1907-1988） 

《皇后礼佛图》的入藏过程曲折：它先是被古董商凿了下来，成为一堆碎片，被运到北京进行粘对拼接。因为整个浮雕太贵，没有遇到买主，古董商就把它分块卖掉，有人买一个头部，有人买一个身子，就这样卖给了不同国家的买主，流散到世界各地。

史克曼是中国艺术史专家，他知道《皇后礼佛图》的重要价值，潜心留意收集。只要发现有一块《皇后礼佛图》浮雕在市场上出现，不管多贵他都要买下。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资金付出，终于把完整的《皇后礼佛图》收购齐全，于 1941 年在纳尔逊博物馆展出。

20 世纪 50 年代，史克曼担任纳尔逊博物馆馆长，他的一项重要建议在董事会上获得通过：用只能在欧洲买一件油画作品的钱购得成百上千件中国艺术品，他的博物馆有着丰富的中国艺术品收藏。

【 古 董 商 】

古董商是连接文物产地和收藏界的桥梁。在此着重介绍两个重要的古董商：卢芹斋和山中商会。

卢芹斋（C.T. Loo，1880-1957）是西方著名的古董商（图 6）。他生于浙江的一个富商家庭，后到法国经商，在巴黎开办了卢吴古玩公司，主要从事把中国文物贩卖到欧美的生意。

图 6

古董商  

卢芹斋 Ching Tsai Loo（1880-1957）

后来业务做大了，就在纽约开了一家分店。他在古董界活跃了大概 30年之久，经他之手卖往国外的中国文物精品不计其数，比如著名的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龙门石窟唐代万佛洞外的狮子（图 7），还有纳尔逊博物馆里收藏的山西洪洞广胜下寺主殿的元代大幅壁画《炽盛光经变》。

图 7

卢芹斋 1940 年出版的《中国石雕展》图录

中的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万佛洞狮子 唐代

现藏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西方人对他的评价相当高：“他让欧美收藏者、学者欣赏中国墓葬文物、墓葬雕刻、青铜器、陪葬玉器、陶俑、佛像等，他以精湛的文物专业知识和天才的商业眼光逐渐征服了欧美社会。”

但是中国人对他的评价完全相反：“帝国主义的走狗，文物盗窃分子。”

在中国，1949年以后，全部文物归国家所有，如果一个文物群体的部分被销往国外，其所包含的文化体系就不完整了。就像昭陵六骏，被拿走了两个，还剩四个在国内，这样的群体组合就被破坏了。

在一个展览图录的前言里，晚年的卢芹斋则以些许内疚的心情评价自己的一生：“作为国宝流失的源头之一，我感到羞耻。唯一能让我们辩解的是：没有一件艺术品直接出自我们之手，都是在公共市场与其他买家竞争获得的。中国失去了她的国宝，但唯一令我们安慰的是：艺术无国界，这些被学者们及公众欣赏的流往世界各地的雕塑也许能比任何活着的大使令中国更多的获益。通过这些艺术品，中国能在其外面的世界里更加闻名……”

他虽然提到了艺术无国界，但是他忘了一点——他通过这些艺术品挣的钱是不是有国界的？我知道有的中国人认为这些文物如果不让外国人拿走，也会在“十年动乱”时期被毁掉了。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分析应一分为二。首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把这些文物从它们的原始地点搬出国门，离开它们的祖国，本身就是个悲剧。很多文物在“十年动乱”时期被破坏，也是个悲剧。

我想介绍的另一个古董商是日本的山中商会。按照日本习俗，在日本的手工业、艺术界组织行会或者小团体，喜欢用创始人的姓来命名，山中就是这个古董商会创始人的姓。山中商会的实际发展人是山中定次郎（1866-1936）（图8），创建地是日本大坂。

图 8

 日本山中商会的掌门人  

山中定次郎（1866-1936） 

山中定次郎原名安达定次郎，出生在大坂古董商家庭，有家传经营古董商铺的背景。他从幼年起便随其父在家庭古董店学习古董，因而对古董行有浓厚的兴趣。安达定次郎在十三岁时进入了当时大坂颇有名气的山中吉兵卫古董商店当学徒。

后来，古董店主人山中吉兵卫把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他为妻，他便入赘山中家族，改姓山中，名山中定次郎，开始努力将山中商会的古董生意引入欧美市场。1894年，他在美国纽约开设了山中商会的古董店，之后在波士顿、芝加哥等地陆续开设分店。1900 年在伦敦、1905 年在巴黎也开设了代理店。

于是，山中商会在欧美的古董界建立并壮大了东方艺术品的销售网络，尽力去满足欧洲上流社会对于东方文化与艺术品的需求。山中商会的主要古董来源之一就是历史悠久、文物与艺术品珍藏丰富、古董市场交易最活跃的中国。山中商会把从中国得到的文物卖到日本、美国、欧洲等。与卢芹斋相似，当山中商会收购了一批文物以后，便在他们的画廊展出并出售，每次展出都要出版图录（图 9）。

图 9 

山中定次郎出版的展览图录

其中在一本图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件来自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雕刻作品。凡是卢芹斋从中国购得的文物，没有太多确切的证据证明是他自己盗窃或以非法手段获取。但山中商会则不同。

例如，1924 年与 1926 年，山中定次郎访问了天龙山石窟，他被那里的精美佛教雕刻深深震撼。 于是，在 1927 年以后，山中商会参与了对天龙山石窟造像的盗凿，在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时期的 25 所洞窟里，有 150 多件精美的雕刻被盗凿，可以说基本毁了整个石窟群。

我不敢说全部这些被凿下的雕刻均出自山中商会之手，至少大部分是经他之手流散到了国外，进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等处。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就从山中商会购得了来自巩县、龙门、响堂山石窟的石雕作品。现在的天龙山石窟，大部分全是复制品，只有几个唐代的大像，因为太大无法搬走而留了下来。

天龙山石窟为什么能够引起山中商会的兴趣？一是因为它是唐代佛教雕刻艺术的杰作；二是因为最早调查天龙山石窟是日本人，他们出版过《天龙山石窟写真集》，在日本产生很大的影响。除了石窟雕像之外，山中商会还收购、出售了大量的中国单体造像与造像碑。

【 收 藏 家 】

美国各大博物馆所藏艺术的主要来源还是私人收藏之捐赠。

与欧洲相似，美国是一个全民族热爱艺术的国家，研究艺术的学者、教授在美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受人尊敬。美国的工商业巨子以及通过各种渠道致富的人们多没有吃喝嫖赌的恶习，也没有将财产传给后人的社会风俗（美国孩子 18 岁以后父母便没有抚养的义务，而孩子们也以向父母伸手要钱为耻），而是用他们的钱建立慈善基金会，或将财产捐赠给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包括教育与博物馆。因此，美国的大小博物馆大多由私人捐赠建立的，馆内的藏品也多来自私人捐赠，或用私人捐赠得来的钱购买。

这种私人捐赠的目的：一是为了回报社会；二是为了永世留名。于是，私人捐赠的博物馆或展厅往往以捐赠者的名字来命名，如佛利尔、亚克兰、纳尔逊等博物馆。另外，在每个展览的展品说明牌上，都要写明展品的出资购买者或捐赠者的名字。在上百年的私人收藏捐赠之下，美国涌现了几所世界闻名的亚洲艺术品（包括中国艺术品）收藏丰富的博物馆，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等。下面再介绍几位大收藏家对美国的几个著名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的杰出贡献。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的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藏品基础的奠基人是收藏家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1887-1975）（图 10）。布伦戴奇是第十五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1952-1972 年）。他拥有良好的亚洲艺术知识，具有购买一流艺术品的能力。他收藏了数百件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的铜器与佛教造像，包括中国北魏、唐代、宋元时期的佛教造像，以及凿自龙门石窟的雕刻。

图 10

工业家与亚洲艺术收藏家  

布伦戴奇 Avery Brundage (1887-1975)

最惊人的是：他从卢芹斋的手中购得了闻名于世的铸造于后赵（319-351）建武四年（338）的鎏金铜坐佛像，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纪年中国佛教造像，被无数的著述与论文谈及。 这尊金铜佛像也使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闻名于世。他还收藏有来自龙门石窟、响堂山石窟的佛教雕刻（图 11），以及来自河南安阳修定寺着名的唐代亭阁式塔的砖模浮雕数件等。修定寺塔是目前保存最早最好的一个亭阁式塔，它的表面镶了很多菱形砖雕，上面刻有一些动物图像或人物图像，塔的正门门楣处刻弥勒佛和他的胁侍像。

图 11 

河北邯郸北响堂石窟北齐菩萨头像（B60S32），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根据佛经记载，弥勒佛是未来佛，当他在未来降临人间之后，会带来太平盛世，树上自然就长出衣服，在田地里撒了种子以后，可以“一种七获”。那时的人间将有七种宝贝，包括马宝、象宝等等。修定寺唐塔砖雕就表现着这种七宝，还掺杂了狮子、力士等形象。

1959 年，布伦戴奇同意将其部分收藏捐赠给旧金山市。第二年，旧金山市民投票通过了一项 2,725,000 美元的债券发行，用以安置布伦戴奇的捐赠品。这就是亚洲艺术博物馆，于 1966 年向公众开放。2003 年，该馆迁入位于市民中心的新址。1969 年，布伦戴奇立下遗嘱在他死后将所有剩下的藏品捐赠给亚洲艺术博物馆。

今天，该馆拥有约 7,700 件布伦戴奇的藏品，而整个博物馆的亚洲艺术藏品是 17,000 多件，包括许多中国玉器、陶瓷器、漆器、丝织品、家俱、兵器、佛教单体造像与造像碑，非常系统地展示着亚洲与中国的艺术史。这个博物馆在美国的中国艺术收藏上占有一席之地，从中可以看到收藏家的影响。

再来看看美国最大的博物馆——位于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其藏品主要来自私人收藏。在众多的私人捐献者中，一个很重要的收藏家就是赛克勒（Arthur Mitchell Sackler，1913-1987）。

赛克勒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专家、企业家与慈善家。他的致富来自他的医学广告业、医学治疗出版物、柜台上出售的非处方药产品。他建立了一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学研究所，他被誉为“当代制药广告业之父”。但同时，赛克勒还是一位研究艺术的学者与收藏家，于 1950 年开始收购艺术品。他常常是买下他认为好收藏家的全部藏品。

二十世纪 60年代，他已收藏了数千件中国与古代东方艺术品，包括大量高品质的中国艺术品，有些文物是直接来自山中商会与卢芹斋之手。他还捐赠给许多艺术博物馆，如收藏有华尔纳从敦煌莫高窟割走的唐代壁画的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图 12），北京大学赛克勒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华盛顿史密森博物学院的赛克勒美术馆等。他捐赠给博物馆或展厅时，往往都是伴随着他的一大批收藏，如华盛顿的赛克勒美术馆。他的捐赠中不乏中国佛教艺术品，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来自山西洪洞广胜下寺大殿的宏伟巨大的元代《药师佛经变》壁画。大都会博物馆有一个早期佛教艺术厅，广胜下寺大殿正壁的壁画就镶在那里。在 20 世纪二三十上年代，广胜下寺的僧人非常穷苦，几乎连饭都吃不饱。有人介绍他们把寺中古代壁画卖给西方人，赚钱养活寺院的僧人，然后在壁上画上新的壁画。寺院僧人就同意了。

图 12

华尔纳从敦煌莫高窟第 323 窟切割走的壁画（1924） 唐代

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艺术博物馆藏

该寺天王殿的两方壁画现在都收藏于宾州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寺院僧人先把壁画卖到美国，辗转了几人后到了赛克勒手里。他把这方壁画以他母亲的名义捐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为了给他母亲青史留名。

很多中国人到大都会博物馆参观时，一看到中国的艺术品的第一反应就是，这都是美国人参加八国联军时盗走的。我想在此辟谣：这个说法不对，是一种误解。美国当年参加八国联军的时候，并没有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抢掠文物。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都是私人捐献的，有的则是用私人捐赠的钱由馆里的策展人购买的。其中最不光彩的一件事就是该馆东方艺术部策展人普爱伦（Alan Priest，1898-1969）在 20 世纪三十年代雇中国古董商盗凿了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北魏《皇帝礼佛图》浮雕。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佛利尔美术馆创始人佛利尔也是一位杰出的私人收藏家。这个博物馆也是我在美国工作的第一个博物馆。佛利尔（Charles Lang Freer, 1856-1919）是一位火车制造商（图 13），50 岁出头赚够了钱退休，退休之后全身心投入自己爱好的东方艺术品收藏之中。他对亚洲艺术的爱好与收藏是从日本艺术开始，他在日本买了很多日本艺术品。

图 13

火车制造商与亚洲艺术收藏家  

佛利尔  Charles Lang Freer (1856-1919)

直到 1907 年，他经由中国去日本之时，偶然逛了香港和上海的古董店，才发现中国的文物比日本更古老更棒。于是在 1909 至 1911 年间，他专程两次到中国购买了大量文物。特别是 1910-1911 年的中国之旅，让他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研究生涯达到了最高峰。他在中国聘请了一位专业摄影师，帮他们拍了很多黑白干板照片。这批照片极具历史价值，可以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留存，因为照片中的许多历史遗迹经过半个世纪的变迁早已不复存在或改变了原貌，他的照片为我们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佛利尔中国之行重点考察开封、巩县、洛阳和杭州四个城市的古迹，他没有在所经过的地方把文物偷走或盗凿，特别是他对龙门石窟的考查，这点与山中商会的作法有着天壤之别。他的古董收藏都是来自中国的古董市场，总共购得近万件，打包、装箱运到美国。他的日记已在中国出版，从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和欣赏，对中国人非常友好，跟华尔纳对中国的蔑视态度完全不同。

佛利尔在美国的收藏界和博物馆界影响非常大，因为他建立了一系列的博物馆管理体系。比如他发明的文物编号法沿用至今。根据他的遗嘱，他的所有文物全部捐献给美国人民，用于教育与研究。佛利尔在其《赠品契约》的第一段就对这点作了强调：“博物学院将用遗赠金额修建与装备该美术馆，特别留意对学生与其他人希望有机会对其不间断地研究这些藏品提供方便。”建立他的博物馆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知识的增强与传播。”

根据这个契约，对于那些收藏在库房里的没有展出的艺术品，学生们或其他任何人，只要对那些文物有特殊的兴趣，都可以提前预约，进入库房观赏，也可以拍照。他去世至今快 100 年了，但佛利尔美术馆仍然遵循他的遗嘱，任何一个人只要事先预约，都可以进库房参观指定文物。就这样，我在佛利尔美术馆的库房参观到了传为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

但佛利尔的契约也有不太有利于博物馆运作的一面。《赠品契约》特别禁止将馆内藏品借往他地展出，也禁止别地收藏的艺术品进入佛利尔美术馆展出。这样就无法与别的博物馆进行交流，特别是无法与中国的博物馆合作借展。二十世纪 80 年代，赛克勒给史密森博物馆再捐了一个亚洲艺术博物馆，于1987 年对外开放。这个博物馆就建在佛利尔美术馆的旁边，使用了一套行政与研究班子，并将这两个博物馆合并称作佛利尔—赛克勒美术馆。这样就弥补了佛利尔美术馆的缺陷，能够与别的博物馆进行馆际交流了。来自中国湖北、山东等地博物馆的文物都曾经在那里展出过。

 美国收藏的佛教艺术品的价值

——以佛利尔的收藏为例 

美国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佛教艺术品，很多在学术研究上有着重要价值。可以说，很多精品十分适合我们作学术研究。下面主要以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作品来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佛教艺术史上有几次划时代的改革，最大的一个改革就是佛像服装的变革。北魏孝文帝做了一次汉化改革，把他们鲜卑族的风俗变成汉族的风俗。这种汉化改革反映在佛教艺术上，使佛的服装从印度的袒裸右肩式与通肩式变成了中国式的“褒衣博带”——即穿着宽大的衣服，系一根长长的带子。位于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主佛像就是一件穿着这种汉式佛装的雕像。

这种汉式佛像是在南朝创造的。那么南朝的这种新式佛像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一个理念，变印度式的服装成为中国式服装呢？如果我们能发现多一些的南朝造像，对这个理论研究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现存北魏与南朝造像来看，着汉式佛装的佛像，一般还具备着清秀的面容，削瘦的身躯，被人们称作“秀骨清象”。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这件鎏金铜坐佛像（图 14），造于南朝的刘宋元嘉二十八年（451）。这尊佛像虽然穿着印度式的服装，不是汉式的“褒衣博带”装，但面容与身躯却表现着“秀骨清象”，即当时的南北朝人士欣赏的瘦瘦的男人形象，其实是一种病态美，代表着当时的审美风尚。

通过这件造像，我们可以了解到，南朝汉式佛像的发展也是渐变的，不是突变的，它先是保持着印度式的外衣，发展了中国式的面容与身躯，然后还给佛像换上了汉式的服装。

图 14

刘国之造金铜弥勒佛像  刘宋元嘉二十八年（451） 

这尊坐佛像是目前发现的南朝造像的几个例子之一，对研究南朝佛像艺术十分重要，几乎被研究中国佛像发展的著作提及，十分珍贵。

佛利尔美术馆收藏了一件金铜坐佛像，纪年是北魏太和元年（477）（图 15）。当时北魏佛像的服装还没有变成汉式的。但这佛像的风格与样式跟南朝穿着印度式佛装的佛像相似，而与别的那个时期的北魏佛像不同。很多学者的观点是：南朝的汉式佛像传入北方，是南北朝时期南方向北方影响的开始。实际上，在南朝的“褒衣博带”式佛像传到北方之前，南朝就已经开始影响北方了，这尊像就是南北之间交流非常重要的例子。

图 15 

北魏太和元年（477）高氏兄弟造铜释迦坐像

另有一尊西魏时期雕刻的小型造像碑（图 16）。它的背面刻着一尊菩萨站在一只大象身上，有一个女人站在他的旁边。这个女人肚子稍微大些，可以看出这尊像就是表现释迦摩尼的前世如何托生到他母亲的肚子的场景，这种题材叫“乘象入胎”。但传统的表现这种题材的图像都是一个女人躺在床上，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有一个人骑着象向这个女人俯冲下去。所以，这造像碑的表现形式比较特别，跟传统的乘象入胎图像不一样。

图 16

西魏张秩欢造像碑背面

北周国建立在中国的西北部，北周流行的佛像风格和北魏的清秀不一样，而是圆圆的脸，丰满粗壮的身体。有的艺术史学者把这个特点叫直筒式，因为这种像一般都是直直地立着，如直筒一样。这种风格是怎么形成的？北周的前面是西魏，但是西魏国生产的大量造像仍是接受着北魏的影响，很难发现北周的样式。佛利尔博物馆收藏了一件石雕立佛像，其中的纪年是“二年岁次乙亥”（图 17）。

图 17

西魏恭帝二年（555）晋定欢造石雕立佛像

因为它的风格是北周，就被学者们断为北周。又因为没有刻年号，只刻了二年，有人就认为是赝品，有人还把这个“二年”对应到了唐高宗（649-683 年在位）上元二年（675）年，因为这一年正好是“乙亥”年。

我认为，这件造像是在西魏时期刻成的，“乙亥”年爲公元 555 年，是西魏恭帝拓跋廓（554-557 在位）在位的第二年。这位皇帝不用年号，所以只刻“二年”。此像的重要性在于，在西魏末年，北周样式就已经在西魏国形成了，这尊像对我们研究北周风格的渊源十分重要。

有一尊北齐佛造像上刻着两个次要人物，他们是外道尼乾子与鹿头梵志（图 18）。这两个人属于外道，就是佛教以外的别的宗教的信徒，最后被佛收服成为佛的护法。在佛教艺术里，外道经常表现为又瘦又老的男人形象，仅仅穿着短裤，没有华丽的衣服。在北魏的许多佛教艺术中表现尼乾子与鹿头梵志配对出现，但在北齐的造像中却很少见，这是这件造像的珍贵之处。

图 18

北齐立菩萨一铺七尊石雕像

卢舍那佛是佛教里的法身佛，对他的信仰主要来自《华严经》，经里记载了卢舍那佛以及他的世界。在佛教艺术中，有一种特殊的造像叫“卢舍那法界像”，表现的也是一尊佛像，但身体表面描绘或刻满了《华严经》里记载的情节或是世界。

可能由于工艺复杂，这种像不多见，主要造于北齐、北周、隋、唐时期，目前发现最晚的可到辽代。迄今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过这种题材造像，主要是考证卢舍那佛身上刻着非常精美的图像。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这尊像，是目前发现的“卢舍那法界像”里雕刻内容最多的一尊像，可以断为隋代（图 19）。

图 19 

卢舍那法界佛像正面  隋代

但个别学者认为它可以断到北齐。如果要研究这种题材的佛像，就离不开这尊造像，可见它的珍贵之处。在这尊像的身体正背两面，刻满了来自《华严经》的情节。如在它的正在腹部位置，刻有马和众多的佛教人物，都可以和《华严经》的记载相对应（图 20）。

图 20

卢舍那法界佛像正面局部  隋代  

唐朝的武则天（624-705 年）信佛。在首都长安城中有一座皇家寺院，叫光宅寺，武则天就给这个寺院捐筑了一个七宝台，以象征未来佛弥勒下生人生的七宝。之后，当朝的达官贵人们为了给她捧场，就捐钱造像，镶在七宝台上，大概有 30 多件。在民国初期，这些像经古董商之手流入日本和美国，只有 6 件仍然留在国内。这是最能表现唐代皇家长安造像风格的一批造像，非常珍贵。佛利尔收藏了两件，都是十一面观音像（图 21）。

图 21 

唐长安城光宅寺七宝台十一面观世音立像

宋代流行由中国艺术家创作的水月观音像，就是坐在水池边，看着水中月亮的观音。这种造型的观音像在唐朝出现，宋朝以后流行至今。但迄今为止很少发现有纪年的。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这尊水月观音像在背后刻有题记，说明是在北宋元祐六年（1091）由信徒慕子白造的，所以十分珍贵（图22）。

图 22

北宋元祐六年（1091）慕子白造观音  石雕像正面

从唐代初年开始，佛教徒们造了很多石雕经幢，就是在一座高低大小不等的八面形的石柱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公元 679 年，北印度僧人佛陀波利首次将该经译為中文，是关于该经最权威的译本。

这种经幢一般立在公路两边、寺院内或地墓地。按该经上所说，如有人从石经幢旁边经过，幢的影子照到此人的身上，可以消灾除祸兴业，还可延长福泽到后世子孙。立在坟墓旁边经幢可以保佑祖先及后世子孙。石经幢一般都比较简单，而在幢头上刻有密教的曼荼罗图像很少见到。我发现一座刻有简单曼荼罗的唐代石经幢。这个幢头是明代的，表现的曼荼罗比较复杂，显得珍贵（图 23）。

图 23

明代石经幢头

【 结 束 语 】

上面给大家主要介绍了三种人为美国博物馆的中国收藏做出的贡献，他们是学者和策展人、古董商、私人收藏家。可以说，学者和策展人用他们对中国艺术史的知识为博物馆挑选和购买有历艺、艺术价值的文物，收藏家以他们的个人兴趣爱好为好自己收藏，而古董商是沟通文物产地和学者、策展、收藏家的桥梁。

在古董行业中，上世纪前半叶的两个最出名的古董商就是卢芹斋和山中商会。私人收藏家的收藏，大部分的最终去向都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因为只有把自己的东西捐献给了博物馆，他们的收藏与名字才能被人类永久地保留与纪念。而美国各地的大小士有物馆都是以私人收藏家的捐赠为基础的。

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 200 多万件中国文物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着，但还有约 800 万件中国文物还在私人收藏家手里。总共外流的中国文物约有1000 万件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文物与古代艺术宝库，值得我们去探寻。以上介绍了一些佛教文物在研究艺术史上的价值，只能使我们窥见这些外流文物价值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