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04 1082次浏览
1961年，周恩来在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观赏书画
历史不能重来，
文物古迹作为历史的载体，
一旦遭到毁灭，亦是无法再生。
对文物古迹的尊重与保护，
考验着每个人的良心。
1973年，周恩来在大同华严寺观看经书
周恩来总理在世时，
对历史遗产和文物特别关怀、爱护；
对文物考古工作特别支持、关注。
即使在最动乱、最艰难的岁月里，
他不改初心，保护了大量的文物古迹。
“三希”命运多舛
三希堂
故宫养心殿的三希堂，被称为乾隆的书房。当年，乾隆帝在得到王珣的《伯远帖》后，将其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集中宝藏于三希堂。说起这三件珍品，里面还有一段曲折往事，要不是周总理亲自过问，其中的两件珍品恐怕现在还不知在何处。
北京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有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小书斋，这是乾隆皇帝赏玩书画的私人空间。200多年前，乾隆皇帝独自坐在小暖阁里，赏玩着稀世的书法珍品：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与王献之的《中秋帖》，并将贮藏这三件书法瑰宝的小书斋更名为“三希堂”。然而一百多年后的那段动荡岁月，无数的国之瑰宝悄然离去，其中就包括这三件书法珍品。“三希”经历波折，如今《快雪时晴帖》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而北京故宫博物院则珍藏着《中秋帖》和《伯远帖》两幅宝帖。
《快雪时晴帖》
《中秋帖》原为东晋书法家王献之所作，系纸本墨迹，长22厘米，宽12厘米，草书，分3行，22个字，个个铁画银钩，书写流畅，故宫珍藏的其实是宋代米芾的临本，但即便是这样，这也是十分珍贵。
《伯远帖》为王珣所作，亦纸本墨迹，长25.1厘米，宽17.2厘米，行书，5行47字，是一封问候友人病况的书信。书法痩劲古秀，顿笔含章草遗意，与王羲之早期作品《姨母帖》接近。行笔出入顿挫，锋棱俱在，劲健纵横，潇洒古淡，意境悠游恬淡，是王氏家族唯一的传世真迹，也是迄今为止晋人墨迹中唯一署有名款的真迹。
《伯远帖》
几易其主终归故土
《伯远帖》与《中秋帖》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经战火烽烟，经皇宫书院，辗转市井闾阎，几易其主，最终回归故土。而说起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必须先提到一个人：郭葆昌。
郭葆昌
郭葆昌，又名郭世五，以前是袁世凯的差官，1924年，逊帝溥仪逃窜出宫时，《伯远帖》与《中秋帖》便流落民间，被当时的太妃敬懿卖给了后门桥一家小小的古玩铺“品古斋”。而郭世五就是在那里和“二希”不期而遇，他花重金买下收藏，郭葆昌死后便由其子保管。
其子郭昭俊本为纨绔子弟，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为了巴结宋子文，便将二帖送给宋，碍于当时的舆论谴责宋又退回给了郭昭俊。解放后，郭昭俊带着“二希”逃往台湾，因生活困难便将二帖作为抵押物向香港英国汇丰银行贷款，赎期定为1951年11月底，汇丰银行早就对这两幅珍贵墨宝存有觊觎之心，便极力诱使郭昭俊出卖宝帖。
中秋帖
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得知这一消息，便立即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得知后，对此事极为关注，立即批示必须将国宝收购回国，甚至于1951年11月5日，亲自写信给当时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嘱咐他们协力办好这件事，同时还电告广州市市长朱光，对负责解决所需款项，包括提供外汇，负责赴港人员的生活交通和出入境手续以及安全等事项都做了明确表示。
最终，专家小组奔赴香港，认真鉴定两幅墨宝确为正品无误后以35万重金将《中秋帖》和《伯远帖》购回。那一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仅有1.57亿美元，但是，为了让国宝永存故土不再流离失所，财政异常困难的中央政府还是拿出了这笔巨款，国人闻之也无不振奋。1951年12月3日，离宫后几易其主的《中秋帖》和《伯远帖》终于到达北京，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此时距“二希”离开紫禁城已经过去整整27年。
深夜告急救国宝于危难
1950年的一个深夜，一封来自香港的告急信惊动了周恩来。信中写道，中国最古老的纸本画作——唐代韩滉的稀世名作《五牛图》将在香港被拍卖，10万港币的要价让这位香港爱国人士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向周总理求助，希望中央人民政府能够出资将其购回，使这幅旷世画作能够免于流落海外。
《五牛图》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虽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且财政不足的艰难时期，但韩滉的这幅《五牛图》是国宝画作，怎么能再让它流落海外？收到告急信的周恩来总理，思虑过后便立即向文化部做出批示：
一、立即派遣专家前去鉴定《五牛图》真伪；
二、如是真品，立即收购并选派可靠的人员安全护送回国；
三、文物运回国内后交于收藏条件好的单位进行妥善保存。
受命回购《五牛图》的一行人来到香港后，经过专家鉴定确认这幅《五牛图》是韩滉真迹后，经过协商最终以6万港币成交。
如果没有周恩来对这些文物的重视和保护，
也许，如今我们只能去国外看这些中国国宝了
......
微信搜索“联拍在线”或微信号“51bid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