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新：郎廷极和他的红

梁晓新

联拍在线鉴定专家

鉴定范围：明清瓷、佛造像

人物名片  

梁晓新先生毕业于伦敦大学 / 苏富比艺术学院，自1995年起在北京从事专业的古代艺术品鉴藏工作至今超过20年，曾担任过苏富比艺术学院中国首席代表，精通中英双语，为中国古代陶瓷与佛教艺术的收藏家、鉴赏家与独立学者。梁先生一直活跃在国内外各大拍卖会与艺术传播媒体上，担任多家国际拍卖公司与艺术投资机构的鉴定与投资顾问，并积极推动艺术与美学教育，为各大重要的艺术杂志如《文物天地》、《收藏》、《艺术客》、《艺术商业》等撰写发表多篇专业文章，内容涉及学术考证、市场分析、名著翻译、艺术鉴赏及美学评论等方面，亦为新浪微博著名专业博客手@花市暂得楼。

清代陶瓷史上有4位著名的督陶官，他们是开窑先锋臧应选、科技达人年希尧、全能冠军唐英和低调网红郎廷极。臧先生有花神杯，年先生有胭脂水，唐先生有洋彩，而郎先生呢？那自然是他的郎窑红啊！

前不久在上海明轩出尽风头的一件小花觚和一件小券缸，让郎先生和他的红再一次刷遍了朋友圈。从不被人识的无款民窑，仅用了不到5年的功夫，就变成了今天的清瓷圈内的时尚话题，郎窑这个红，我说了不算，但现在确实可以做一个第一阶段概括性心路与门道的非官方小数据演示发布了吧！

事儿要一桩一桩地说，从头来吧。

跟如雷贯耳的后辈唐英相比，郎廷极的名字直到五年前还不为大家所识。但在清代历史上，郎氏其实为显赫望族，从晚明一直兴旺到清光绪，贤达满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光绪壬寅年写本《河北郎氏世谱》3册，记载郎氏原为明朝武将，至六世郎熙载，归降清朝，并改满族姓氏牛胡鲁哈拉。郎氏是一个注重内外兼修的文化世家，家族历来重视族内子弟的文化教育，到了郎氏七世子孙，在家族文韬武略的家风影响下，子弟们开始建功立业，文声武绩令人侧目，很快成为清朝汉军中名宦巨族。最有名的，当属郎廷极的那个堂兄弟郎廷佐，打败了进攻长江的南明郑成功军，为清廷保住了漕运，也稳定了其江山，官拜至江南总督、兵部尚书。我们的本尊郎大人当然也不简单，19岁便以门荫授江宁府同知。他是个天然的艺术达人，能诗，工书画，酷爱收藏鉴赏，并与同时代的吕学、华喦、罗牧、闵应铨等书画大咖们交往密切，再加上「网罗法物供品藻，三千年内纷纵横」的艺术修养，这位出自名门望族、风流倜傥的天之骄子很自然就收获了康熙帝的格外恩宠与器重，在康熙帝六次南巡中， 郎廷极居然得以接驾四次，其中两次康熙四十二年（1703）与四十六年（1707）的接驾更获赐御书。根据《江西通志》所载，康熙帝在1703年的第四次南巡时，就将「纯一堂」这个堂号御赐给了时任浙藩的郎廷极，可见君臣情深，如此浩荡皇恩，郎廷极忍不住将这堂号钩摹悬诸厅事之余，还篆刻为私章，遇上好的字画，统统钤印，最后索性连瓷器都定制了这个名款，是显摆还是嘚瑟？我看也是人之常情嘛！

 到了康熙四十四年（1705），我们的朗大人由浙江布政使升到了江西巡抚，住南昌，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出任漕运总督，调驻江苏淮安。也就是在他担任江西巡抚的八年间，诞生了神秘的、却又脍炙人口的郎窑瓷。可是好事者发现，郎窑瓷其实并不见于正史记载，包括《景德镇陶录》、《陶说》、《南窑笔记》等权威陶瓷论著均无描述，甚至在郎氏墓志铭、传记及所撰文集当中皆无提及。郎窑的声名鹊起，最初却是从郎先生的朋友圈里传出来的。

好友之一，就是与郎廷极惺惺相惜的许谨斋。这位康熙三十年的进士，时常与郎先生在诗词文章上相唱和，在他的诗稿里，记载与郎廷极有关的诗作达15首之多，这其中也包括了十分生动的郎窑瓷的描述，如这首著名的《郎窑行 戏呈紫衡中丞》诗曰：　

宣成窑器夸前朝，收藏价比妤琳高； 元精融冶三百载，迩来杰出推郎窑。 郎窑本以中丞名，中丞嗜古衡鉴精； 网罗法物供品藻，三千年内纷纵横。 范金合土陶最古，虞夏周秦谁复数；约略官钧定汝柴，零落人间搜出土。 中丞嗜古得遗意，政治余闲程艺事； 地水风火凝四大，敏手居然称国器。 比视成宣欲乱真，乾坤万象归陶甄； 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 尧咨工訹明化理，舜叙百揆陶河滨； 考工用补冬宫阙，中丞材具拟其伦。 俗工慕效争埏埴，百金一器何由得； 淮海书生买不能，恭承嘉惠犹能识。

这首作为最早披露郎窑的诗，写作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年，即1713年），信息量巨大，它告诉我们：

1、郎廷极是个性好嗜古、精于鉴定的高手；

2、郎廷极在政事之余，喜欢烧制瓷器，成就斐然，作品被赞誉为国器；

3、郎窑瓷以仿烧明宣德成化名器著称，几可乱真；

4、红釉瓷中闪青蓝，光耀照人；

5、郎窑十分金贵难得，就连很多民窑作坊也开始仿烧郎窑。

另一位好友，则是江西按察使刘廷玑，他曾在康熙四十四年与郎廷极在南昌共事一年，并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出版了一本《在园杂志》，进一步揭示了郎窑瓷的神貌：

近复郎窑为贵，紫垣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 与真无二，其摹宣成，釉水颜色，桔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

这一段文字再次说明了郎窑瓷的特点，即摹仿明代宣德、成化器，已达到了乱真的地步。然而两位粉丝反复赞叹的郎窑瓷中，也并没有清晰地提到郎窑红。但考虑到鲜红、宝石红乃历代奉为神器的宣德名作，旨在摹古的郎窑，自然不会忘了这抹失传了200多年的红。

那么脍炙人口的郎窑红，到底是个什么红？事实是，连史上最大的收藏家乾隆爷都打了眼，居然将一件宫里旧藏的郎窑红穿带瓶看成了真的宣德宝石红，不但诗兴大发，并着人这首《咏宣窑霁红瓶 》镌刻在瓶底：「 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事已至此，郎窑红的魅力也就不必细表了。无款、无记载、无传承，这样的三无产品，居然火速爆红，到了晚清，「近人最重视之品厥惟郎窑」，名闻中外，业已成为千金难求的神品了。拍卖会上最著名的郎窑红，应该是那件香港苏富比拍出了釦金口郎窑红尊，足内也镌刻有同样的乾隆御题诗。浓艳、苍郁、高华，郎窑红的釉色特征可完全由这两件杰作代言。

以墨分五色的青花和恢弘壮丽的五彩著称的康熙瓷器，一直是海内外收藏家和博物馆搜购的对象，但是从技术层面来说，康熙刻复的高温铜红釉才是里程碑式的贡献和成就。从盛极一时的宣德鲜红、宝石红之后，这种难度极高的釉色技术逐渐失传，逼得晚明官窑改用低温釉上铁红来替代，比如

《《大明会典 卷二0一》》载：「嘉靖二年，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为深矾红。」

出版于万历十九年《事物绀珠》也载：  「嘉靖窑回青盛作，鲜红土断绝，烧法亦不如以前，惟可烧矾红色。」

到了嘉靖二十六年，有江西布政司呈称：「鲜红桌器均获高匠，重悬赏格，烧造未成，欲照嘉靖九年日坛赤色器皿改造矾红」；

也就是说，重赏之下的高手都无法烧好鲜红器，只能将用于日坛祭祀的红釉祭器改为低温的釉上矾红器，高温铜红釉之难可见一斑。这种昂贵复杂的技术终于在康熙重焕新生，并花开数朵，陆续出现了吹红、牛血红、霁红，当然还有郎窑红！铜红釉的恢复与实验过程可想而知的漫长和艰难，但最终还是郎先生的红脱颖而出。很显然，郎窑红器在清初就已经成为高人雅士们的时尚单品，看看禹之鼎画的王原祁艺菊图，意态悠然的王大师，身旁的案子上不经意地放著这么一个小红釉摇铃尊，那夺艳羞花的红色立刻成为焦点，甚至连釉下的开片都画的一丝不苟，不是郎窑红是什么？

尔后，郎窑红还受到了乾隆爷的背书和加持，再后来，连欧美的收藏大咖们都趋之若鹜，我们看到陈列在大英博物馆专馆中的大维德爵士珍品，整箱整柜的都是郎窑红；美国史上最牛的大财阀摩根氏，身后收藏的1800余件瓷器，被尽数变卖，却仅剩下一件郎窑红胆瓶，现陈列在纽约的摩根图书馆。的确，到了晚清民国时期，郎窑红在古董商的圈子里已经被奉为传说中的神品，日本人与欧美人也大肆重金搜购，并在古董店与拍卖会上爆炒。但因为三无缘故，能准确被辨认为真郎窑红的瓷器其实早已经被淹没在海量的后仿品之中。

对郎窑的研究，其实一直在学术圈中小范围内进行着。著名史学家童书业先生早在1947年与1948年分别发表了《郎窑考》、《郎窑再考》；上海博物馆的陆明华先生于1996年发表《郎窑及其作品研究 - 新资料的发现与启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林业强先生于2003年发表《郎廷极 - 康熙晚期的江西巡抚及有关之御窑厂产品》、于2005年发表《汉军三人及其单色釉瓷器》；最新的专题研究，则是黄清华先生于2011年在正观堂与保利博物馆主办的《延薰秀色-康熙瓷器与宫廷艺术珍品特色》展览图录中发表的《郎窑与康熙官窑关系考释》，这些研究考证，已经基本勾勒出了郎窑的身世，但要从众多传世品中找出对应的瓷器，谈何容易！

怎么从宝石红、牛血红、霁红里找出郎窑红？依照文献与考据，真正的郎窑红，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依循郎廷极本人嗜古慕古的追求，真正郎窑红的造型和釉色特点应该模仿永乐宣德器，并且惟肖惟妙。

如此一来，故宫的那件穿带壶很自然就入选啦，因为仿到能瞒过乾隆爷的水平，不正是朗大人的追求吗？正观堂《迤逦形色-十七世纪单色釉特展》中，也特意展出了一组红釉器，其中一件小碗，可直接追溯其现藏台北故宫的宣德窑母本，故也可归入正经郎窑红之列。以小碗与穿带壶的釉质和釉色特点为基础的话，华盛顿国家艺术画廊珍藏的这件花觚也可顺利入选了。甘醇苍郁、斑驳古艳，还必须有气泡与开片，诸位红迷们，看明白了吗？

郎窑红无款，这一直是个让所有人觉得遗憾而又不安的事实。但款字并非判断是否官窑的唯一标准，至少在康熙二十年臧应选督烧出第一批正式的带款康熙官窑之前，入宫的瓷器大部分都是无款的。直到乾隆二年，内务府清查库藏瓷器时，“八月初一日太监高玉传旨著将库贮康熙年号、雍正年号所有瓷器数目查明具奏，另查得”康熙年分无款琢器一千三百二十三件，无款圆器四千五百一十件。” 到了乾隆仍有近6000件无款康熙瓷器在库，那么康熙本朝时的无款官窑瓷数量肯定不会少。问题来了...郎窑红到底算不算官窑呢？

如果按照林业强先生与陆明华先生的考证，只有带“纯一堂”款字的瓷器才能算是真正的郎窑瓷，而郎廷极为康熙宫廷督烧的真正官窑作品，应该是那批专门为庆祝康熙帝六十大寿（康熙五十二年，即1713年）烧造的贺寿瓷，能担此重任，这也是朗大人深沐皇宠的另一个体现。这一组官窑瓷器不但纹样设计主题鲜明独特，而且款字写法一致，可以从大量的传世品中仔细辨认出来。下面两件为正观堂藏品，就是这类贺寿御瓷的代表作。

郎窑与这批贺寿御制官窑又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郎廷极的督烧，分为两部分：1、带康熙官窑款的祝寿瓷与带康熙款或寄托款的仿明代瓷（主要任务）。2、带「纯一堂」款或无款的私家订制仿古瓷（兴之所至）。

第一类瓷器乃是入宫的正官窑，除祝寿瓷外，也都能从馆藏品中找到对应的作品，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北京故宫珍藏的十余件康熙仿成化斗彩鸡缸杯，有署康熙本朝官窑款，也有成化寄托款；

第二类则属于郎大人的私房菜，绝大部分流通于朋友圈，所以郎粉们描述的郎窑，都是这组精仿的十分高超的作品，如「描金五爪双龙酒杯」、「青花白地盘」、「脱胎极薄白碗」等。但这些记载里既没有提到款字的事，也没有提到红釉瓷。那么，郎窑红声名鹊起的事，的确有点儿耐人寻味，值得继续研究。无论如何，“政治余闲程艺事”的郎大人，掌握著景德镇最好的资源与技术，所以无论是入宫的祝寿瓷，还是私家的仿古瓷，都一样品质绝佳，从这个角度考虑，所有的郎窑瓷都应该是正官窑的品质。

郎窑仿的宣德鲜红器，应该是仿古瓷中最成功的作品，不止乾隆皇帝都看走了眼，在上世纪前期欧美的中国瓷器收藏狂热中，郎窑红也是被奉为神寳的名品。1924年伦敦出版了大名鼎鼎的陶瓷学者何卜生（R.L.Hobson)的经典著作 - 晚期中国瓷器，里面着重介绍了郎窑红，并附彩图一张，足见郎窑红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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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另藏有一件十分罕有的宣德刻款鲜红釉小水呈，由何卜生于1923年在伦敦出版，我也找到了一件明显是完全刻复版的郎窑小水呈。

看完了郎窑红的前半生，再来看看郎窑红的颜值究竟能多少钱吧。1941年纽约的古董大腕卢芹斋举办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中国艺术展销会，无数绝世珍宝露出，轰动一时，其中的一件郎窑红渣斗，卖了150美金。对！就是 150 美金。。。76年之后的杭州西泠，也卖出了一件郎窑红小渣斗，成交 37950 美金，也就是大约当年的 250 倍。当时的 150 美金，是个什么水平？看看同场卖出的一件康熙釉里红摇铃尊，也只是卖了 300 美金， 但是 70年之后的香港佳士得，它卖了 152 万美金，是大约当年的 5000 倍。岁月静好，但并不是所有的等待都能收获同等的美好。真的吗？Oh...还是我们的审美和价值观早就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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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如果你还觉得郎先生很模糊，那么有先见之明的人们早就开始动手了。实际上，除了烧得一手好瓷器外，郎大人的学问也是大大的好，他在山东当官时，看到当地民间凶悍的喝酒之风，就写了一本情理兼备、妙趣横生的《胜饮编》。这部酒文化的经典之作，竟然博引了232部古代文献和500余首古诗，将中国悠久的酒文化用礼德、良辰、美景、怡人、乐事娓娓道来，最后强调饮酒的大意境之美，让我们看到了郎廷极这位身在官场、忧国忧民的儒家学士浪漫而又富有情趣的一面。这位热爱生活、充满生趣的时尚绅士，当然在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意趣相投的艺术家，清初的名画家吕学就是其中一位。出于对郎大人的钦佩之情，他充当了随身记录员，他为郎大人画的《郎廷极行乐图卷》，现藏青岛博物馆，成为研究郎廷极的重要资料。郎先生上次比较露全脸的时候，是在去年北京东正拍卖的春拍上，吕学的另一幅手卷 -《渔樵耕读》以1092万人民币的高价成交，上面不但有超长亲笔题跋，还有纯一堂的钤印。这张最初来自日本的手卷，我也曾失之交臂，没想到4年后居然以近8倍的价格卖出！细看郎先生流连于中国传统文人最为神往的山川自然美景中，那种高远修洁的意境实在是令人向往。（吐一下槽！为什么总是书画比瓷器贵？）

而就在今年北京的春拍季中，一贯像雾像雨又像花的郎先生突然又露峥嵘，居然躲在项圣谟的二乔后面偷看北京嘉德春拍场上的滚滚红尘，小友机灵，早早就给我咬耳朵，打枪的不要，悄悄拿下! 结果是我连回神的机会都没有，二乔就归了心狠手辣的方外高人，实际上，两朵花之上的那堂郎大人的题字，才是卖点吧！郎大人似乎对项圣谟情有独钟，上海博物馆藏的项圣谟《胥樵遗墨》册中也附有郎氏翰墨和「纯一堂」、「振鹭」的钤印。

郎先生和他的红，真是康熙朝的一朵奇葩，并且一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如果清代官窑瓷器的杰出成就是来自康雍乾三位盛世皇帝的强大意愿，那么艳如残阳的郎窑红，也是郎廷极个人才学品味追求的结晶。欲识其瓷，先识其人。看看大英博物馆与大都会柜子里的那些红，就知道郎廷极和他的红的故事，还有很多。已经买了郎红的人，缘分啊！请抓紧继续买，还没买的人，先看看我这篇文章吧，还不想买的人，我们其实就隔着一个世界，那就是---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