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胄风物：成都琉璃厂窑明建筑琉璃

成都琉璃厂窑是位于成都市区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的一处古窑场。历经唐、宋、五代、宋、元、明6个朝代。1955年时琉璃厂古遗址仅地面窑包还存在99座之多，可以判断古代琉璃厂烧制陶瓷器物的数量规模是很大的。

明洪武蜀王府（老皇城）琉璃绿釉朵云凤凰纹滴水瓦

由于20世纪军阀的盗掘和不同时期的市政建设，该窑址地层关系被严重扰乱、打破， 历年窑区出土器物流失，给该窑的研究带来诸多困难。在此之前，不少考古专家、学者和收藏家对该窑的概况和制瓷成就多有文章见诸于各种报刊，多数涉及该窑生产的彩绘瓷、刻绘瓷、三彩瓷和青瓷、黑瓷、酱色釉瓷等瓷器品种的鉴赏。

其实“琉璃厂”之所以成为该窑名称，就在于该窑在明代曾大量生产过官窑琉璃器，主要用于蜀王府、官府和重要寺庙的建筑构件。

三彩琉璃手托兔人像瓦

故宫博物院藏

清嘉庆丙子二十一年《华阳县志》（琉璃厂古属华阳县）载：“马家坡之南约二里曰祝王山……屋宇参差，仿佛城郭。向此之北，即琉璃厂。明世官烧琉璃地也。”1955年1月成都瘟祖庙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太监丁祥墓发掘时， 出土墓志铭称：“为至正德初，侍于今上，尤重其能，屡命于琉璃厂董督陶冶，建诸瓴甓。自是工不告劳，事多就绪，上下咸得其欢心……”（编者按：明嘉靖丁祥墓志提及正德年间，丁祥侍“今上”应指嘉靖皇帝朱厚而非正德皇帝朱厚照，因为明代全国敕建琉璃厂应有北京、南京、秦藩立地坡、成都等地多座，提及的琉璃厂究竟为何地有待考证。）

从公元前347年，蜀国开明王九世迁都成都建城以来，成都市中心区在以后的2300多年中，虽屡有兴废修葺，扩大缩小，但其城市中心位置一直没有更移。1371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之子朱椿被封为“蜀王”，将汉唐、前后蜀遗留下来的“子城”全部拆毁，在旧址上重新修建“蜀王府”。新“蜀王府”一改过去历代成都城主轴偏西的布局，首次确立正南北的中轴线，从而形成类似北京紫禁城的沿南北中轴线东西相对称的庞大建筑群。虽为王府，它却俨然有皇宫的巍峨气派，故老百姓历来称之为“皇城”。其前面的牌楼、拱桥和一大块空地，则被称为“皇城坝”。

蜀献王朱椿是一个喜好读书和做学问的人，“博综典籍，容止都雅”，在朝中享有“蜀秀才”之称。到成都后，不仅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王府，还沿锦江修建了筹边楼、望江楼、散花楼等必须使用琉璃建筑构件的高档建筑，从而，大大地丰富了明蜀王的“皇城文化”。此外，为了借佛教稳定人心，稳定时局，巩固皇权，朱椿及其后来历代蜀王对川内大慈寺、峨眉山等佛教圣地大加赏赐和修善。成都大慈寺遗址就出土了精美的琉璃构件。而峨眉山的清音阁、接王亭也是由朱椿所建的。

琉璃厂窑黄褐釉彩绘双鱼纹盆

故宫博物院藏

在唐代邛窑便能烧制琉璃釉的三彩陶瓷器，宋代成都的琉璃厂亦生产了大量的琉璃釉彩绘陶俑。1951年出版《华西文物》创刊号所载杨啸谷先生说：“往年有人发掘得绿琉璃小盘内有‘枢府’二字，当为（琉璃厂）所烧的铁证。”总之，可以肯定：成都琉璃厂成为明朝官府掌控的专门烧冶琉璃器物的官窑，是有史料证据和实物证据的。距离成都城中心最近的琉璃厂从建造蜀王府开始便承担了“烧冶”琉璃建筑材料和构件的使命，并被纳入官营手工业的管理体制， 受到官府的“董督”。明朝蜀王府和川内重要佛教、人文胜地的琉璃建筑材料和构件理所当然均是来自成都琉璃厂窑，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天工开物·珠玉篇》：“凡琉璃石与中国水精、占城火齐，其类相同……其石五色皆具……天然琉璃石日渐稀缺，尤为珍贵。”古代琉璃陶瓷制品一般都采用二次烧成，即高温先烧素坯，使其瓷化，出窑后施琉璃釉再入窑低温烧成。琉璃制品较传统建材更具有耐久性，其质地坚硬，吸水率低，色彩鲜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因为琉璃建材烧制成本高，市价亦高，不可能被一般平民所接受，故只能大量用于宫殿、寺庙、佛塔等高级建筑。一般大户人家也只能在房脊、檐口等部位用少许琉璃构件稍做装饰，绝少全琉璃屋顶。所以，作为官窑制品的古代琉璃陶瓷建筑构件，特别是皇宫、王府所用建筑构件不仅具有极强的观赏价值、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而且由于在存世数量上比明清官窑瓷器要少许多，至今尚未有赝品出现，所以其收藏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成都琉璃厂的琉璃建筑制品有孔雀蓝釉板瓦、殿脊、鸱尾、筒兽、滴水等，基本以琉璃瓦为主导产品，琉璃色釉以绿、黄、蓝色为主，兼有紫色和褐色。许多脊兽构件形体高大，做工精细，艺术品位很高。

明蜀王府（老皇城）琉璃绿釉朵云五爪龙戏珠纹滴水瓦

1955年3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员到胜利乡清理明代墓葬，发现有数十人在琉璃厂遗址挖坑找釉。所挖出的绿釉附近窑厂出每斤1000元（旧币）的价格收买。七八天之内便挖出绿釉七八百斤。事实上，民间已经有人收藏这类藏品，有的还用于自家会所、厅堂、门庭的装饰。北京海关就曾查获了一个企图偷带“明代琉璃瓦滴水”出境并自称为教授的日本人，避免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在近10多年的市政建设过程中，笔者也陆续发现不少出土于成都老皇城地区的琉璃建筑构件及其残件，在琉璃厂遗址还发现了不少琉璃原材料，使成都明代琉璃的面目得以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