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九藤书屋”缔造三年六季白手套传奇

谷牧（1914年9月-2009年11月6日），斋号“九藤书屋”，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高层著名收藏家。

谷牧

从农家子弟到国家领导人

谷牧本名刘家语，出生在山东荣成宁津镇东墩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门衰祚薄”，家境萧条，常受大户人家欺负。祖父对他说：“日子再艰难，也要供你读书，支撑起咱这个家。”因此从7岁开始，谷牧就受到了严格的私塾教育。他15岁时考取荣成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后入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

谷牧就读高小期间，被吸收为共青团员，开展了一些反对国民党的地下宣传工作。故在1932年7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谷牧到达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工作，是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1936年，他被派到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并亲历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期间，谷牧主要在山东地区从事军政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谷牧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市长，济南警备区政治委员。1952年调任上海，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等职。1954年12月，谷牧调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后来长期在国务院中分管经济工作，历经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三任总理。谷牧是邓小平经济改革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也是中国创立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他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兴办、沿海城市及其相关地区的开放、外资吸收利用及外贸体制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谷牧一生，扛过枪杆子，拿过笔杆子，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阶段的众多历史事件。或是实践者，或是指挥者，其革命生涯可谓峥嵘多彩。

2009年11月6日14时55分，谷牧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陈道复 书古诗手卷

水墨纸本

引首28×92cm;

画心27.3×354.3cm;

后跋27.8×55cm 

嘉靖壬寅(1542)年

党内秀才，不负周总理所托

谷牧，对文化人而言，以“党内秀才”闻名。他幼时受到七年严格私塾教育，晨起诵读四书五经，下午悬腕习练书法，从此，读书、习字、练画成为他一生的爱好。在北平左联任组织委员、书记后，除组办《泡沫》《浪花》《今日文学》等革命刊物外，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并到北大旁听，厚实自己的文化底蕴，还向北平各报刊投稿中篇连载。后受鲁迅、郭沫若等影响，培养了对文物字画的兴趣。尽管后来长期从事革命、经济建设管理工作，谷牧对文化事业也多有关注。他不但自己酷爱文物字画，在保护文物方面亦付出众多心血。

抗日战争时期，谷牧担任沂蒙根据地地委书记，在土改批斗恶霸地主，焚烧地主地契的火堆里，发现画轴竟然是扬州八怪李方膺的梅和郑板桥的竹，当时即给县委书记定下规矩：共产党人不能烧字画，而是要保护这些国宝，这是他保护文物的开始。后来，谷牧在保护曲阜、兵马俑、避暑山庄、琉璃厂、恭王府等文物时都付出了心血。

“文化大革命”中，谷牧和其他老同志一样遭到冲击，他把家里收藏的这些明清书画，装成几个箱子，寄在隔壁的陈伯仲（张玺夫人）家里的地库。红卫兵来抄谷牧家，陈伯仲就赶紧把门关得严严的，弄得黑灯瞎火，为的是帮谷牧保护好这些书画。后来，陈伯仲下放到了江西的五七干校，她不负所托，还随身把这几箱书画带到江西，直到谷牧复出，才把这批明清书画完璧归赵。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谢稚柳（详情参考：谢稚柳中国画作品投资价值分析 | 大藏嘉艺术指数16）、徐邦达（详情参考：大收藏家365期：徐邦达，仙风道骨，纯净如水，却是书画鉴定的一代宗师）和启功（详情参考：【大家】启功：一代书画鉴定大师）等人领衔的中国书画鉴定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对公私所藏古代书画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鉴定，最终诞生了当代最为权威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这也是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的直接过问支持下完成的，这也是谷牧对中国书画领域的一重大贡献。

最为大众所熟知的莫过于谷牧曾经主持了北京恭王府遗址的抢救工作，谷牧还曾为此事写过《完成保护恭王府等几件周总理交代的任务》的回忆文章。

在周恩来总理病重期间，他向谷牧委托了三件有关文化方面的工作，其中一件就是全面开放恭王府。此后，做为共和国的副总理，谷牧开始亲自组织国家文物局和国家建委联合起草了《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其中特别强调了对恭王府的保护。再以后，他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等人的陪同下，多次到恭王府查看古建筑的保护情况。为尽早实现周总理的遗愿，他多次听取了国管局、文化部、北京市政府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关于修复恭王府进展情况的汇报。在他的推动下，北京市向中央递交了《关于迅速腾退恭王府和加强管理工作的呼吁书》，李铁映很快就做出了给予支持的批示。他又请李瑞环对恭王府的腾退事宜给予了关注。再后来，他把恭王府修复搬迁以及开放的工作托付给了李岚清副总理，并多次和李岚清一起到恭王府视察，现场办公，不仅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同时又提出“修旧如故”，要尽可能完整地保留清代王府建筑风貌的指导性建议。用李岚清的话说：“谷牧同志受周总理的委托，我是受谷牧同志的委托，抓了5年恭王府的工作。”

最后，历经30年搬迁腾退修缮的恭王府，终于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开放。这对于周恩来总理还有谷牧副总理、李瑞环同志以及李岚清副总理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郭沫若《行书五言巨联》

广东崇正拍卖2017秋拍中1725万元成交

梅花香自苦寒来

谷牧有很多文化和艺术圈的朋友，他与著名诗人臧克家的深厚友谊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时期，他还和黄胄、黄永玉、李可染、李苦禅、陆俨少、吴作人等著名画家惺惺相惜、肝胆相照。文革结束后，谷牧还曾大力支持黄胄先生创办的中国画研究院以及炎黄艺术馆。

黄胄先生的巨幅杰作《日夜想念毛主席》，乃黄胄耗二十年之功反复打磨，直至1976年9月毛泽东弥留之际方才最终完成，堪称其呕心沥血之作。黄胄以此作赠予谷牧，可见二人的相惜相知之情。毛主席去世两天后的9月11日，赵朴初在其上题长跋，以自作诗寄托痛悼与追思，由此也可见他们二人的深厚友情。

九藤书屋藏《日夜想念毛主席》（赵朴初题诗）

立轴 设色纸本，1976年作，

189.5×144.5 cm 约24.6平尺

题识：日夜想念毛主席，谷牧同志嘱画志念。维吾尔族老贫农库尔班·吐鲁穆故事。一九七六年九月□日黄胄作于北京。

钤印：黄胄、莺歌燕舞、黄胄之印

谷牧藏有一件《百梅图》，从作品题跋所署创作年月看，最早的是王个簃、来楚生、张大壮的作品，均作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数量最多的是1975年和1977年，最晚的是1979年王伯敏、林曦明的作品。前后历经14年，其间涵盖了十年动乱这一特殊的历史时代，而《百梅图》也正以此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

收入《百梅图》的作者有何香凝、朱屹瞻、刘海粟等前辈画家，也有龚继先、王超等年轻画家。有的作者如李苦禅、于希宁、董寿平、关山月等人是著名的花卉画家，或以擅长画梅花名于世，但也有的画家平生从不画梅花的，如李可染等。吴作人在题句中特别说明：“谷牧同志嘱写腊梅，久未亲睹，不敢欺人，项见西郊植物园试栽数株，正迎雪放蕊，勉图并题以奉两正。”还有些作者是版画家或诗人、美术史家、建筑学家，《百梅图》也为他们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百梅图》（其一）

黄胄在《百梅图编后记》中讲到，文革期间，谷牧同志经常邀请一些画家朋友欣赏文物书画，借清茶谈心，其中不少人当时还是“牛鬼蛇神”“黑画家”。他把自己的客厅命名为“抗风轩”，《百梅图》所收的画家之中除极少的例外（如康生，即张三洗，详情参考：大收藏家423期：康生，收藏还是掠夺？一生真伪无人知）之外，大部分都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抄家，其中林风眠、陈大羽、黄永玉、黄胄、李可染、李苦禅、郑乃珖等人都是1974年批“黑画”事件中的受害者。黄胄在编后记中说到“谷牧同志参观‘黑画展览’后，曾向一些画家表示忧虑，他说‘将在历史上留下一页荒唐的大笑话’……在那逆流横行的时期，能如此向被批判的画家交心，是表现了他的胆识，也使许多画界朋友得到安慰和看到希望。《百梅图》是一位政治家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的真情和朋友们肝胆相照的结果。”

1993年9月28日，谷牧偕夫人牟锋将他们珍藏的《百梅图》捐赠给开馆两周年的炎黄艺术馆，馆方为此印制了精美的画册，并请启功、史树青二先生撰写序言，记述此一盛举及其重要意义：“其用意之公，措置之善，足与卷中名画同传久远，乃今日艺林一大盛事”（启功语）。为此，炎黄艺术馆于4月4日至4月20日举办了“谷牧《百梅图》捐赠作品展”。

九藤书屋的惊世收藏

谷牧好收藏，从近几年陆续出现在市场的“九藤书屋”旧藏可见谷牧收藏的趣味。“九藤书屋”乃谷牧的书斋名，因主人居所院落九棵盘根错节的老藤而得名，斋名由李可染题写。

九藤书屋 李可染题

谷牧大概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了收藏。从他对一些藏品的表述中，可知这些收藏的收藏经历。比如一件他较早期所藏的拓本《太极剖判》，据其自述是1954年得自于北京人民商场。再比如一件《潘祖荫藏麓山寺碑旧拓》，据其签条所述，“一九五九年夏得自东四人民商场”。

九藤书屋收藏颇丰 ，涉略广泛。文人书法、金石家书画、扬州八怪、金石碑拓各具规模。单就其收藏的明清书画，几乎囊括了明清以来重要书家的作品，从明代文征明、王铎、傅山等，到清代的法若真、査士标、刘墉、邓石如、何绍基，均为两朝颇具代表性的书家，从中可一窥明清书风流变的清晰脉络。

从其藏品中可见，谷牧对扬州画派颇为钟情，收藏了囊括金农、郑板桥、高凤翰、汪士慎、高翔、李方膺、边寿民、李鱓等扬州画派8位卓有成就的大家之佳作。其中，他对于高凤翰之作尤为酷嗜，藏高凤翰作品多件，且均为精绝之作，如高凤翰的指书十二屏、《明月梅花》、砚拓等等，可以看出谷老对这位膠东先贤的敬仰。

高凤翰《明月梅花》

可以说，谷牧的收藏有着浓重的乡邦情结。除上述藏品外，其他的如法若真的手卷、刘墉的心经，都可以归入乡邦文献这一类中。山东邹县出土的新莽时期莱子侯刻石初拓本，也是谷牧藏乡邦文献中的金石奇珍。事实上，谷牧对金石碑版墨拓颇具慧眼，故所藏较为丰厚，且多为递藏有序之精品。

西汉莱子侯石刻初拓本

谷牧的收藏，并非全以名气和价值为取舍。名家大师的精罕巨制固然撼人心魄，地方书画艺术家的作品也不论名头大小都被谷牧妥为收藏，有的还亲笔题签。位高权重固然是造就九藤“神话”的先决条件，但是对文化艺术的由衷热爱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必要前提。

2015年春拍中，广东崇正重磅推出“九藤书屋藏名家书画”专场，引发业界瞩目，最终该专场的成交情况也不负众望，以百分百成交，过亿成交额，华南地区首个成交过亿专场的亮眼成绩一战成名，为处于调整期的华南拍卖市场打了一针“兴奋剂”。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一专场竟然持续了六季之久，继2015年春拍后，崇正的2015年秋拍，2016年、2017年春秋季拍卖均设置了此专场，次次不落。最令人惊奇的是，这六季“九藤书屋藏名家书画”专场无一不斩获“白手套”! 三年六季白手套，崇正“九藤书屋藏名家书画”这一金牌专场共推出330余件拍品揽金近6亿，其中12件过千万，3次专场成交过亿。广州艺术品行业商会会长石金柱说道，“很多年以来，广东的拍卖价格不温不火，除广东的理性之外，对拍品的尊崇度不如北方人疯，自‘九藤’横空出世，改变了这一现象!”

高凤翰《牡丹》

“五个孩子口中抠出点钱”

与多数收藏者相似，谷牧往往也是节衣缩食，只为购得自己中意的藏品。据介绍，谷牧从“五个孩子口中抠出点钱”（陈毅元帅语），每逢周末，党内几个藏友相约去文化市场共同“捡漏”，并请专家鉴定指点，慢慢丰富自己的藏品并形成自己的收藏体系。

谷牧与原来的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也颇多互动，王一平也爱好收藏，二人之间时常交流，比如一幅钱谦益书法，附有一张字条，上书“钱谦益字条，一九七八年冬，一平同志送我”。

邓石如创作于1788年的书匾《是清风明月之庐》，堪称邓石如存世墨迹中的精品，是原王一平的旧藏之物，但其收藏过程则鲜为人知。

邓石如 书匾 《是清风明月之庐》

1788年

纸本镜片，42.5×168cm

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任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得知毛泽东主席秘书田家英在西泠印社得到邓石如的著名书法联作“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观后大为赞叹(后来毛泽东主席见到这幅对联也非常喜欢，曾经借挂在自己的书房里)。邓石如本来名气就大，毛再喜欢，名气就更大了。此事在当时京城党内收藏家康生、谷牧、邓拓（详情参考：大收藏家418期：邓拓，中共四大收藏家之一）、夏衍（详情参考：大收藏家366期：“猫奴”夏衍，书画集邮全不误）等人中传开，一时争藏邓石如，谷牧于是托王一平在上海帮助找邓石如书法作品。

王一平与谷牧不仅同乡，还是当年山东文登乡村师范的同学，1952 年上海新市委组建，两人又曾经同在上海市委任职(其时王一平任组织部长，谷牧任宣传部长)，关系十分亲近。后来王一平果然在上海文物商店发现了这幅作品，谷牧非常喜欢，但是因为价钱大(据王一平后人回忆， 其父曾经说过，当年买这幅字的钱可以买10 幅齐白石的画)，手头拮据，加之夫人也不赞成他买，谷牧就没有买下来，于是王一平就自己买下了，然后挂在他的客厅里。半年后，谷牧钱凑足了，有意想买回来，但此时王一平已经舍不得了，就这样一直悬挂在他的客厅里。据说后来康生听说王一平有此横披，也有索要之意，但被王一平婉言拒绝了。

高凤翰《行草自书诗》十二屏（其中四屏）

无人知是藏书大家

世人皆知谷牧收藏的书画等价值不菲，却不知他也是藏书大家。

在谷牧位于西单北大街小酱坊胡同的住处会客厅内，整齐地摆放着20个装满书的大书柜，其中文学书籍居多，几乎包括了所有外国名著的中文译本，还有许多中国古典文学的书，再有就是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的……靠墙处有几只大书柜的玻璃用白纸挡住了。谷牧说：“这里的书都是我珍爱的，多数已经很难买到了。”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对书籍有着极为特殊的感情。

从1973年开始，谷牧每月从工资中留出50元文化费买书，其他交给夫人支配家用。谷牧没有别的嗜好，也不吸烟，50元在那个年代可是个不小的数目。谷牧一看到好书就非买回来不可，有时50元不够就借钱先买回来，下个月再还上。 

他的许多书是从北京琉璃厂的几家书店买来的。1973年，有一天他又到书店买书，看见一本《西北调查记》，扉页有周恩来签名，他没有问价，就立刻买了下来。那时在国务院工作的谷牧经常和周总理见面，周恩来的签名，谷牧一看就知道是真的。

抗日战争时期，带书行军成了谷牧的习惯。南征北战，谷牧的马袋子里除了少许的生活必备用品外，剩下的地方全部都拿来放书。有时需要轻装行军时，谷牧就把日记及书放在缸里埋在地下，等打仗回来后再挖出。有一次，打仗回来，埋书的地点怎么也找不到了，丢失了一批心爱的日记及书。一想起这事，谷牧就觉得遗憾。 

“文革”中，谷牧的家前后被抄了8次。家里既没有存折也没有贵重物品，能够找到的就只有书了。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外，谷牧近20年的藏书一本没剩，这是最令谷牧痛心的。 后来，谷牧儿子的几个同学还在一所学校的图书馆里看到过盖着谷牧印章的书。不过， 谷牧后来说：“这些书学生们传看，起到书的作用了。我也不再去找了，可我下决心要都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