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08 1630次浏览
朱守城墓发掘于1966年4月，上海市宝山县顾村公社秦江生产队在平整土地时发现。发掘报告《上海宝山明朱守城夫妇合葬墓》发表于1992年。其后诸多出版物都曾有报道，然这批珍贵的文物展出较少，一直无缘得见。
今秋浙江省博物馆“长物为伴·宋明文人之雅致生活”展，见其中有朱守城墓出土的紫檀镶大理石砚屏，急驱往观摩，不意还有几件同墓出的紫檀、黄花梨器具同时展览，欣喜万分，观看许久，尤其是砚屏之精雅优美，令人流连忘返。归来草成一文，是为散记。
明代宝山朱守城墓的主人名不见经传，出土文物以一些文房用具为主，亦非大墓，在众多的出土墓葬中，似乎并不重要。稍有了解者，大概是因知其墓出土了嘉定竹刻经典——朱小松款竹雕刘阮入天台山图香筒。
其实，于中国古代家具研究而言，朱守城墓极其重要，这是迄今为止古代墓葬中唯一一次成规模出土黄花梨、紫檀制器具者。这批文房器具，以屏、盒为主，亦属家具，是目前数量最多、断代最可靠的一批明代硬木家具。
众所周知，紫檀、黄花梨为代表的珍贵硬木家具制作，可以零星地从早期文献中看到，诸如《南村辍耕录》就载元代大内有紫檀殿、紫檀御榻。
实物而言，东邻日本存有相当于唐代的紫檀制双陆局、围棋局等，元代新安号沉船也出土一千余根紫檀木料，但真正成规模使用紫檀、黄花梨等材制作器具、家具，要晚至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时期。
这时期如《云间据目抄》《酌中志》《长物志》等文献中都很清楚地提到了以紫檀、黄花梨、乌木、鸂鶒木等制器，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史实。
然而遗憾的是，明清时期木器随葬者极少，传世木器实例又少有款识或对应的文献资料，能够确认是明代的硬木家具，寥若星辰，也难以用实例印证前述文献。既然我们缺少可靠的标准器，无从参考，自然就无从甄别“明式家具”中哪些真正是制于明代，哪些其实只是风格的延续，在清代制作。断代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
朱守城墓这批紫檀、黄花梨器具的发掘，使得中国家具的研究既有了十多件明代硬木器具的实例，又有了这些可资参考断代的标准器，还印证了明万历时期紫檀、黄花梨器具开始成规模制作的记载，这无疑是中国家具史上一道闪亮的光芒。
朱守城墓为小型墓葬，一穴三石棺，中间棺中为朱守城，上白漆书写“故守城朱之柩”为仅存的信息。两侧为女眷，从买地券知其一为朱门杨氏，万历九年亡故，故此墓的时间大约在明万历早期。朱守城其人不见于任何记载，从随葬器判断应该是一定艺术修养和地位的文人，生活区间大约在明嘉靖至万历初期。
朱守城墓出土文房用具14件，计有紫檀笔筒1件、紫檀镶大理石砚屏1件、砚2件（大者紫檀盒，小者黄花梨盒）、紫檀长方盒1件、黄花梨嵌玉犬压尺1件、紫檀嵌玉压尺1件、紫檀嵌螺钿银丝番人戏狮图小盒1件、紫檀嵌螺钿螭纹椭圆形印盒1件、紫檀圆印盒1件、紫檀嵌螺钿松鹤图圆印盒1件、“昭来堂”款榉木（或黄花梨）椭圆形盒1件、“小松”款竹雕刘阮入天台山图香筒1件（盖、底皆紫檀）、紫檀螭龙纹箸瓶1件。
这些文物置于朱守城头部两侧，可见是生前极爱之物。同墓出土的其他硬木器具还有刻紫檀螭龙纹剑柄、紫檀扇骨等。
由于出土时对木器相关知识的不足，发掘报告中未对材料进行准确的判断，多数记为“红木”，这显然是不合历史的错误认知，因为红木即所谓的“老红木”“红酸枝”，是自乾隆时方开始使用，目前没有任何文献和实例可以证明此前就有使用。随着认知的深入，对于这批文物材质的认识也越来越具体，各类出版物也在陆续地更正，个别有不确者，后面会具体谈到。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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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檀笔筒 」
口径15.7厘米，高2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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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附鼓状底座，口沿起宽皮条线，上沿打洼，壁不甚厚。同样样式的传世笔筒见有数例。在所见较典型明代风格的硬木笔筒中，这种比例修长、口沿起宽线者亦有数件。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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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檀镶大理石砚屏」
长17厘米，宽8厘米，高2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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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醒目的就是其上镶嵌有巴掌大的一块大理石，白底黑章，纹路如画，在紫檀边框映衬下美妙绝伦，所见大理石屏少有能与之匹敌者。
其前方又做出一个条桌状的笔架，简直就是一件微缩的明代条桌。桌面独板挖成，起宽边为拦水线，中开四孔，座屏底座相应位置亦挖洞，可以插笔。前设腿足，后方桌面搭在座屏的横枨上。冰盘沿与牙板柔和相接，形成“假束腰”般的效果。窄牙条，方腿足，下方内翻马蹄腿曲线柔缓，接近香蕉腿。腿足和牙板边缘起阳线，不足1毫米，极细，所见家具上的起线，从未有如此细者。
屏的站牙为典型的“宝瓶式”，此处起较粗的阳线。屏下方装曲线优美的壸门牙板，起线更宽。制作者因地制宜，根据不同位置，施以不同线脚，以取得和谐统一的效果。
砚屏背面
明 黄花梨镶大理石砚屏（波士顿美术馆藏）
此件砚屏样式极为特殊，条桌式笔插和座屏结合者，目前所知只有两例，另一例为波士顿美术馆展出的一件黄花梨制者（附图出自雅昌艺术论坛，网友bq4512拍摄）。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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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形端砚」
长22厘米，宽13.8厘米，高3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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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尺寸较大。木砚盒灰褐色，馆方定为黄花梨，其实这是紫檀木一种经典的灰皮壳，其纹路和棕眼也是紫檀木特征。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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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玉砚 」
长8.5厘米，宽4.4厘米，高1.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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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盒黄花梨制，略有变形，是这批文物中有较明显使用痕迹者，盒侧板间以燕尾明榫结合，整体制作工艺较其他粗糙，概非出自一人之手。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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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檀长方盒」
长26.5厘米，宽16.6厘米，高9.1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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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盒甚佳，尺寸亦大，顶微隆，边缘处做碗口线，壁直，口沿处起宽皮条线，盒身下方渐敛，末端略外翻碗口线。四角转角倒圆，宛若曲铁。盒内另附有屉板，又便于和盒盖结合，充子母口之用。制作工艺精湛，磨制精细，为一素气雅洁的高级文房用具。
类似这种造型的盒子，一直到清代尚有制作，尤其是一些百宝嵌或嵌银丝工艺的盒子中更为多见。此盒证明了这种造型至晚出现在明万历时期。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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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花梨嵌玉犬压尺」
长28厘米，宽2.8厘米，高3.4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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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嵌宋玉犬而成，是晚明时复古之风的体现。黄花梨干黄色，木纹顺直，有明显的麦穗纹，非常典型。转角起锐利的打洼线脚，无明显使用痕迹。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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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檀嵌白玉压尺 」
长21.8厘米，宽1.4厘米，高1.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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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前者为小。造型扁长，起打洼线脚，加工锐利，保存完整，几无磨损。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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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檀嵌螺钿番人戏狻猊纹盒 」
长11厘米，宽7.1厘米，高2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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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造型见过数例，大同小异，都是一个整挖的盒身，上方掏很浅的内膛，周沿多嵌银丝装饰，盒盖可立起，多有嵌饰。
此盒所嵌螺钿片丢失较多，只留一摇头晃尾的狻猊，纹路刻画极细致，形象生动，丢失部分从痕迹看为一舞袖番人，嵌物不存而风骨仍存在，这种番人戏狻猊（或狮）的纹饰在明末清初时很常见，曾见有一件约明嘉靖时的剔红番人戏狮纹香盒，可资参考。
别例参考：明晚期 剔红番人戏狮纹香盒
此物有定为“镇纸”者，应不确。其功能不详，盒浅而几不能容物，盖又多嵌有装饰，有认为是胭脂盒，也未可知，尚需进一步研究。
紫檀嵌银丝的做法，自明晚期盛行，《云间杂志》载孙雪居擅制作仿古紫檀嵌银丝器具，极为古雅，为一时之尚。孙雪居即孙克弘，善制嵌金银丝紫檀器具，与朱守城为同时代人（甚至稍年幼与朱），故不排除此盒亦为出自雪居之手，山西泽州明末张光奎墓出土有紫檀嵌玉龙盒，亦属此类。
别例参考：明晚期 紫檀嵌玉龙盒（山西泽州张光奎墓出土）
该盒也是少有的出土明代硬木器具。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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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檀椭圆形盖盒」
口径5.8×4.1厘米，高2.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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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一目了然，仍然是经典的明末清初时盒子样式，但是椭圆形更难制作，因为方形方便下锯、刨等工具，圆形可以旋制，唯椭圆形需要整雕而成。
盒面螺钿螭纹掉落几近，从遗留的痕迹看，螭龙飘逸灵动，绝非俗手能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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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檀圆盒 」
口径7.2厘米，高2.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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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雕饰，以线为饰，线形挺拔，工艺精湛，磨制精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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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檀百宝嵌松鹤图圆盒」
口径8.2厘米，高3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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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与前述紫檀圆盒相近，但周匝及盒面都有装饰，口沿以银丝嵌香草纹，盒身百宝嵌缠枝花，盒面百宝嵌松鹤图，嵌饰掉落较多，存留者见有蜜蜡、螺钿、椰壳等材料。从掉落痕迹看，图案轮廓似乎是以圆钻孔拼成，再精修后镶嵌各式材料。类似百宝嵌工艺的小盒，见有数例，应该是晚明比较流行的做法。此物此次未见，摘图以示。
硬木百宝嵌的工艺，亦自明晚期始，最著名者当为周柱，甚至有以“周柱”代指百宝嵌者。此类百宝嵌为目前所见风格最早者，应该是最接近周柱，或即出自其手，也未可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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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来堂”款榉木（或黄花梨）椭圆形盒」
口径8.1×6.8厘米，高3.9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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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物有明显使用痕迹，变形也较严重，其材料为根部料，有水波状瘿，故不熟悉者不容易判断材质，所以出土报告称为桂圆木、后又有写为黄花梨、榉木者，此次展览标为榉木，其实如果可以上手观察，并不难区别，隔着展览玻璃较难确认。
“昭来堂”款只见于此物，可能不是朱守城的堂号，或是制作作坊或者盒内物品作坊的标号，乃是一件商品，如是，则显示在明万历时硬木制小件物品作为商品买卖已很流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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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松”款竹雕刘阮入天台山图香筒」
口径3.7厘米，高16.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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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竹刻香筒，有明晚期嘉定竹刻名家“三松”之一的朱小松款，为其代表性作品，多有专文介绍，不再赘述。其盖、底皆以紫檀制成，浮雕图螭纹，下刀薄而爽利，螭纹形象生动。此次亦未得见，附图以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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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檀螭龙纹箸瓶」
高8.9厘米，宽4.9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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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亦未得见，甚为遗憾，其为仿古样式，造型近宋瓷，饱满醇厚，浅浮雕三螭纹，身躯屈卷灵动，剔刻薄而层次分明，下刀利落，圆熟自然，为明晚期硬木浮雕之经典作品。
紫檀嵌玉螭纹剑柄
除此外，附同墓出土的紫檀嵌玉螭纹剑柄于此，其螭纹雕刻与前述箸瓶较为接近，不排除出自一人之手。
朱守城墓出土的这批硬木器具，加工精细，造型精炼，磨制到位，显示在明万历时硬木制作工艺已经非常成熟。这批器具，对研究明晚期硬木加工工艺、造型、图案，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文房和家具研究的深入，其意义也将愈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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