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宝昌：陶瓷易鉴 陶史难修

年逾 90 岁的耿老对笔者说得最多的一句却是“把舞台交给年轻人吧，这是他们的时代了”，在耿宝昌看来，中国艺术市场发展到今天不但打造了收藏盛世，更催生了诸家说瓷的盛况，“都在动笔写鉴定”。然而出笔者意料的是，耿宝昌先生没有以泰斗或老前辈的姿态评点这种“诸子百家说鉴定”的局面，也没有恃学术权威的位置来点评诸多言论，而是认为“时代要发展，人才要涌现，鉴定也是一样”，在他看来，随着科技、研究、资料的不断更新，陶瓷鉴定必然会出现也需要新观点、新思路、新方向，这些自然需要严谨的验证，但是“新的东西”一定要支持与提倡。而相对于写陶瓷鉴定，耿老认为中国陶瓷史要更难、更重要，需要谨慎再谨慎、严谨再严谨。

耿宝昌

尽管耿老一再要将麦克风交予晚辈，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回顾这位陶瓷鉴定泰斗的鉴定理念，特别是其总结的“型纹釉款”（造型、纹饰、胎釉、款识）的鉴定要领，在今天很多市场参与者眼中，已如同是“望闻问切”一般的四字真言。

耿宝昌 15 岁即入室于古陶瓷鉴定家、人称“宣德大王”的孙瀛洲门下。上世纪 30 年代，孙瀛洲做掌柜的东四南大街“敦华斋”是京城极其具名气的文物店。耿宝昌经“可观阁”的老乡介绍入敦华斋做学徒，店内仅官窑精品的年库存量都在万件，高档老窑精品种类更是齐全。“这些好东西一年到头你天天看，见过真的了，假的自然就好识别了。”敦华斋先后收了百余学徒，但真正可以算学出来的仅有十来个人，10 年艰苦的学徒生涯耿宝昌用无数的心酸和汗水换来了一副火眼金睛，加上耿宝昌为人勤恳踏实，赢得了孙瀛洲的信任与认可，将库房管理交予他，到后来账目交予他管。1945 年，年仅 22 岁的耿宝昌在北京“文物胜地”琉璃厂开了自己的文物店“振华斋”，那时他在圈内已然名声在外了。

《明清瓷器鉴定》

1956 年北京故宫博物馆院长吴仲超想将古玩行内最负声望的人邀集到故宫，孙瀛洲先生在捐献大批文物后也被请来，吴院长还要孙瀛洲荐人，孙先生马上将最得意的弟子耿宝昌推上了前台。于是 1956 年，耿宝昌进入故宫博物院从事院藏古陶瓷文物的整理与研究工作，近 60 年来经手过目的历代陶瓷精品数百万件，其足迹更是遍及全国文博单位及各大古窑址，国内绝大部分博物馆的一、二级瓷器文物都经过耿宝昌的鉴定，他还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古陶瓷鉴定人才，对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与文博系统人才培养的贡献都功不可没。

1993 年，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耿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这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明清瓷鉴别方法的专著。全书 60 余万言，近 6 万幅图，是耿老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的精华结晶。学术性、实用性、权威性都首屈一指，被誉为“20 世纪中国文物鉴定界的一个里程碑”。《明清瓷器鉴定》辑录了耿宝昌几十年来过目的明清各代官窟瓷器。特别是对“明代洪武瓷的判定”“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年间瓷器的识别”“明末清初瓷器分期断代”等长久以来陶瓷研究界普遍关注并棘手讨论问题予以了系统论证。为了便于研究者检索与参考，《明清瓷器鉴定》罗列了大量款识和堂名款，对各朝品种、造型、纹饰等也详细列表，不但是文博系统工作者和古陶瓷研究者的必备工具书，更是目前中国陶瓷研究界，特别是陶瓷鉴定界最被推崇的经典范本之一，而对于艺术市场参与者，特别是陶瓷爱好者与收藏者而言，《明清瓷器鉴定》是“首要基础”“最高标准”“收藏圣经”。

青花海水纹香炉 明永乐

耿宝昌与“四字真言”

“型纹釉款”是艺术市场中瓷杂市场参与者们和陶瓷爱好者与收藏者们口中的四字真言，其实质就是在鉴定鉴赏古董瓷器的过程中，按照耿宝昌总结的“造型、纹饰、胎釉、款识”的鉴定要领作为考量步骤和评判标准，“型纹釉款”就和“望闻问切”一般成为了被普遍遵循的“标准经验”，而对于本就专业壁垒高耸的艺术市场行业而言，能造成这样局面的目前只有耿宝昌一人。就这个层面而言，尽管耿老自己不太在意，但事实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艺术市场，特别是中国陶瓷艺术品市场的发展进程。

青花庭院仕女图高足碗 明宣德

“型”字言之造型

掌握准确的器型概念，实质上就是掌握明清瓷器发展变化规律，明清瓷器的各类器型，都要符合明清各朝当时的生活习俗、审美标准、社会风貌和技术条件。所以在鉴别中要重视对时代风貌的研究，也就是对明清文化历史的研究与沉淀，这样才能了解各个时期出现的器型的原因、背景、审美、技术等因素，再下足对不同风格的器型进行详细了解、观察、比对、测量的基本功，进一步识别胎质、釉面、款识，并收存瓷片标本等等，在积累大量的实物经验后，逐步掌握各朝不同器型的主要特点，在面对赝品时，就很容易地做正确结论。

五彩人物纹碗 清雍正

“如雍正时期的瓷器，其造型胎薄体轻、隽秀典雅、小巧玲珑，以瓶、碗、杯、碟的小件器为主，器型比例协调，曲线优美。而大器造型规整而雄壮，但不显笨重。这一时期新颖的造型也出现不少，特别是仿古名窑器物，外形稍加变化，适度增减，即成一种风姿娉婷的新式样。雍正时期瓷器器足普遍规整，足边滚圆，露胎窄细。其瓶、杯类瓷器足部高深外撇，足里无釉，多有旋痕。马蹄折腰式盘、碗之类，不仅口面增大，器身较矮，而且足部也放宽大，端庄稳重，为这一时期典型器物。仿宣德盘类的圈足多数为斜坡式，足脊处滚圆如‘泥鳅背’状，修胎光滑洁净，偶有旋痕。瓶、盘类的砂底细腻光润。”

“纹”字真言之纹饰

深度了解各朝代的时代风行和社会背景是把握纹饰施彩方面的时代特征的重要前提之一，因为“鲜明时代特征”是瓷器纹饰最首要的特点之一。所以在断代和鉴别真伪时，重要的是观察、比较同时期与相近朝代其他工艺品的图案、画意等特征，发现时代的特征和共同的规律。而根据纹饰的笔法鉴定真伪也是重要的判定标准之一。

五彩山水人物瓶 清康熙

“如康熙中期的（康熙二十年至四十五年）胎釉的精工特点突出，釉面为莹润的粉白色或柔和的浆白色 ，青花呈色鲜艳青翠 ，五彩则趋于浅淡。器物纹样以文章山斗、四时读书乐、圣主得贤臣颂、麒麟送子、指日高升、瑞兽为常，纹样不再豪放，整体布局也更加合理。绘画方面，吸收中国水墨画的分水皴染技巧和西洋画法的透视原理，使得画面富有实感，青花图案表现山水人物是该期的主要特征之一，五彩图画多山水人物。”

“釉”字真言之胎釉

胎体和釉面是断代和鉴别瓷器最为重要的突破口，但对明、清瓷器胎和釉所表现出的时代特征，必须联系考察，不可独断一方，并需结合其他方面来共同判断。不同时期、地区，在胎釉成分和烧造工艺上都有比较显著的差别。从器足的无釉处观察胎质，考量胎土淘炼的纯净与烧结的缜密程度是鉴定的基本要点。对釉面鉴别，必要时要借助放大镜，其新旧光泽是辨别真伪的重要凭证。同时各时期施釉的厚薄，釉面的莹润与乾色，釉质的缜密和疏松，及浓缩、积釉情况，也是真伪的重要依据。能凭借科学方式对其物理和化学变化方面进行研究更好。

豇豆红釉莱菔瓶 清康熙

“如康晚期（康熙四十五年以后）器物釉面以更细腻的青白色为主，习惯上称‘硬亮青釉’以区别于明代的亮青釉，青花以灰暗浅淡、晕散不清为特征。同时在颜色釉的烧造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白、青、黄、蓝、米黄、红诸色釉都能烧造，尤其是郎窑红、豇豆红釉更是把康熙红釉技术推向极致。粉彩发展成熟，和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相比，色泽浓艳、彩较厚是其特征。器型、纹样都开始趋向纤细。而到了雍正时期，釉色品种进一步繁多起来，雍正十三年唐英所著《陶成记事碑》所载釉色就有 57 种之多，由此鉴定时便可将此类作品的时代定为雍正七年至十三年之间。而釉面有桔皮纹则是雍正器最突出的特点之一。青花器釉面亦有平净光润的一类，色调为青白或粉白。雍正早期的粉青釉、蓝釉、天蓝釉、仿哥釉类的橄榄瓶、双耳瓶、太白坛、砚、洗、炉等，多沿袭康熙时旧有特征在器物口部加涂一层白釉。”

“款”字真言之款识

明清瓷器各代款式千差万别，以款识特点来断代和辨伪的前提是掌握各代款识的不同风格，这需要先从书法入手，然后将真假实物款式相互比照，结合实物反复审度其字体的结构，排列的形式，落款的部位，以及款字色泽的深浅浓淡等。另外，也应当注意总结同一时期早、中、晚期款识不尽相同的变化规律。

清康熙 豇豆红釉莱菔瓶底款

“如康早期（康熙二十年以前）款识多样有干支款、堂号款、规矩款诸种，款识字体挺拔有力、字大笔粗，布局也和顺治时期的特点相近。除六字楷书官款外，不同的干支字加‘中和堂制’也是该时期御窑瓷器的款识特征；康中期（康熙二十年至四十五年）款识多六字款，布局以六字两行最多，字体工整、布局合理，以楷书款为多，也有行楷、宋体字款。康晚期（康熙四十五年以后）款识以正楷或宋体字居多，篆字款极少见，字体以细笔字为常。六字三行款和六字两行款都较流行。”

耿宝昌与《中国陶瓷史》

相对于陶瓷鉴定，耿宝昌对陶瓷史的著修更为看重，也更为急迫，因为在他看来，其意义也更为深远与重大：“陶瓷史是一个大的课题，写陶瓷史和考古是两码事，按考古写陶瓷史就成了一块一块的断片儿，接不上气儿，所以陶瓷史是一项独立的系统研究。但是之前我们编著的陶瓷史相对而言都比较简洁，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专业要求高，另一方面因为材料与资料又欠缺，研究人员也少，很多近代的资料是发现了再补充或者知道有然后现去找，甚至很多清代陶瓷方面的东西也是现查阅档案。最重要的是因为专业的问题，几乎都要依靠个人的力量来撰写，但是个人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最重要的是个人擅长的方向也是不同的，所以陶瓷史的著修就陷入了‘不能求全’的局面。国家文物局主持、冯先铭主编的《中国陶瓷》在很长的时间内是唯一一本陶瓷史论，也有这个问题。三联书店 2006 年出的叶喆民的《中国陶瓷史》是在原作《中国陶瓷史纲要》基础上补充近 20年来的新发现和新认识修订而成，整体上偏重陶瓷工艺上的部分。中国艺术研究员的方李莉几近完成的《中国陶瓷史》，又换了一套思路，不单单从工艺、窑口、朝代等方面，而是从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艺术的眼光来梳理，她加上了很多国外的资料，欧洲的、美国的、东亚的、南亚的，事实上我们很多研究资料西方被西方人掌握着，这样一来方李莉这本陶瓷史就很‘新鲜’，颇有意思。但是我认为个人力量终究还是有限，我们只能从自己所长的不同侧面去写，尽管各有特点、各有优势、各有侧重，但是‘不能求全’。”

“这就是这次学会这次花这么长时间、组织这么多人、花这么大力气新弄《中国陶瓷史》的原因，我们计划集中各方面的专家，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撰写，这些人都是各地陶瓷协会会长、考古队队长、博物馆馆长等在所在领域知名的研究者，再加上这么些年大家积累的新资料、发现、成果，分工开展，不按朝代按种类，仿照西方艺术史类别的模式，譬如你搞白瓷就把白瓷从头至尾写完，这样不但专家得以更专、深度更深，同时也能做到更全面、更细致。”

“这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已经比预计的晚了 3 年，材料太多，要梳理的、要细致的、要囊括的也太多，目前看的话只要四大本，100 万字以上。这个意义重大，需要我们多费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