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22 798次浏览
北京保利2018春季拍卖会
预展及拍卖：6月14日-21日
预展地点：北京四季酒店 凯宾斯基饭店
拍卖地点：北京四季酒店
1
Lot 5171
十四世纪 马拉王朝 大持金刚
尼泊尔 铜鎏金 嵌宝石
H 43 cm
来源：
1. 朱尔斯·斯彼尔曼（Jules Speelman）收藏
2. 美国私人收藏
展览及出版：《佛：2000年的佛教艺术——Meinrad Maria Grewenig and Eberhard Rist收藏232件佛教精品》第336页，编号141
金刚持是印度梵语的意译，音译“伐折罗陀罗”，其中“伐折罗”意为金刚杵，“陀罗”意为执持，合译就是“持金刚”或“金刚持”，藏语称“多杰羌”。藏传佛教又尊之为本初佛、法身佛，即最原始、最根本的佛，亦可理解为佛教真理的化身，其地位远远高于释迦牟尼佛。不仅如此，此尊还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尊奉的鼻祖，因为噶举派的四大语旨传承皆源于金刚持。基于金刚持在藏传佛教中的崇高地位，所以历史上崇奉极盛，雕塑绘画亦随之大兴，工艺极尽奢华，正所谓“非巨丽无以显尊严，非雄壮无以威天下”。而在西藏佛教艺术中，金刚持更是重要的表现对象，特别是在表现噶举派内容的唐卡上，他一般被置于上方中央，受到特殊的礼敬，突出他在教法传承中的至尊地位。
此尊大持金刚为寂静相，结金刚跏趺坐，左手拿金刚铃，右手拿金刚杵，两手相交置于胸前，表示金刚部的菩萨摧毁魔敌时的智慧和法力。在现存已知的尼泊尔早期造像中，此尊是极为少见的铸造精湛且体量较大者，身材比例匀称协调，题材亦特殊，是喜马拉雅艺术领域极为罕见的富有较强美学高度的雕塑艺术珍品，同时，对于研究印度北部、尼泊尔与西藏地区宗教及文化生活的相互影响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大持金刚也称“秘密主”。在藏密中，金刚持被认为是释迦牟尼讲说密法时所呈现的形象，是释尊的秘密化身，故又称秘密主。其开脸为典型尼泊尔造像容貌，额头低平、宽阔，面容丰满，眉眼细长，鼻子挺拔，鼻尖略有弯曲，下巴圆润小巧。头小肩宽，胸部强壮，体态丰满，胸前相交的手臂与体前相交的双腿皆浑圆饱满，富有肌体的力量感，手脚的姿态亦表现的优美写实，通体比例协调，全身装饰繁荣，发冠、飘带、璎珞及披挂皆线条细腻，纹样清晰醒目并镶嵌各色宝石，异常华丽，工艺极为精湛。
参考图1
尼泊尔马拉王朝 十四世纪 大持金刚
H 21.9cm
苏黎世雷特伯格博物馆Berti Aschmann基金会藏品
此像可以归为典型的尼泊尔马拉风格。所谓马拉风格，就是在尼泊尔马拉王朝统治时期形成的佛像艺术风格，造像风格即由王朝名称而来。尼泊尔造像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即李查维王朝时期和马拉王朝时期。李查维王朝（约公元4至13世纪）开创了尼泊尔佛像艺术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漫长的李查维王朝统治时期，佛像艺术风格始终以刚劲为美，造像躯干筋瘦，肌肉紧实，躯体线条硬直，虽然整体造型端庄，工艺精细，但不免有些呆板，缺乏生气。
从13世纪开始，尼泊尔进入马拉王朝时代，马拉王朝造像与前期风格大为不同，开始追求肌肉的表现，追求躯体与肌体的灵动和装饰的华美，佛像造型完美，躯体圆实，肌肉饱满，装饰繁缛，明显地在前期风格基础上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造像变得生动形象，符合现实人体特征，具有现实情味。马拉造像艺术的发展和演变始终与马拉王朝的兴衰一致，开始于13世纪初，一直延续至17世纪，而其兴旺时期主要集中于13至15世纪，这一时期是马拉造像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其风格成熟并显露尼泊尔民族特色的重要时期。
同类型可参考Berti Aschmann基金会收藏14世纪尼泊尔大持金刚，及纽约亚洲艺术中心收藏早期马拉王朝时期尼泊尔菩萨坐像。
参考图2
尼泊尔早期马拉王朝 十三世纪 菩萨
h 46.5cm
纽约亚洲艺术协会洛克菲勒家族收藏
2
Lot 5172
十四世纪 观音
中原 铜鎏金
H 77 cm.
来源：朱尔斯·斯彼尔曼（Jules Speelman）收藏
展览及出版：《佛：2000年的佛教艺术——Meinrad Maria Grewenig and Eberhard Rist收藏232件佛教精品》编号128
此尊大体量元代男相观音气势撼人，属于元代汉藏风格造像中极为罕见的大体量珍品。其宝冠已佚，缯带与髪辫沿耳后披于两肩并向两侧飘动，髪丝刻划精细，富有韵律感。面容端正饱满，眼睑下垂，嘴露笑意，祥和中亦不失威严，带有男相所特有的俊朗与英气。上身着双领下垂式天衣，内着裙裾束于腹前，天衣与裙裾均錾刻精美锦地莲花卷草纹饰，其裙裾高系，在视觉上拉长了整尊造像的比例，使得此尊观音较常见的汉式造像更为颀长、线条更为流畅，亦较藏式造像更为庄严、端正，极为特殊。其胸前饰伞状连珠式璎珞，为元代宫廷造像所特有，佛光宝气，精美异常，且以其尺寸及做工来看，除由皇室施造并供奉外难有别种可能，可谓气势撼人，同时期之作品可参考现藏于首都博物馆一尊尺寸与之相比较小但也同样震撼之元代影青水月观音倚坐像，应为元大都供奉之珍品。
3
Lot 5173
明 永乐-宣德 转轮王坐莲花手观音菩萨
铜鎏金
H 24.5 cm
来源：法国波尔多藏家旧藏
此件观音造像以汉地命名习惯可称为水月观音，是汉地自行创造并流行的一种观音造型样式。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它最初是由唐代画家周昉创塑的，所谓周昉“妙创水月之体”。周昉依据《华严经·入法界品》对观音道场的描述，着重表现了观音菩萨观察水中月亮的情景，姿态优雅闲适，藉以喻示观音通达空性之理，具足般若大智，其坐姿明显受到古印度转轮王坐姿的影响。唐代以后这种观音在中原地区一直流行不衰。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宫廷造像中也流行水月观音像，是汉藏文化交融的一个重要体现。今年春拍，北京保利拍卖公司推出一尊15世纪明代宫廷铜镀金观音菩萨像，就是一尊标准的水月观音像，在造型上完全符合内地流行的水月观音造型样式。
这尊造像无论在造型还是工艺上，与带刻款的明代宫廷造像完全一样，特别是工艺上甚至优于一般宫廷造像，其繁缛的装饰，精细的工艺，硕大的体量，细密的铜质，远非一般宫廷造像可比，带有明显的元代宫廷造像的遗风。其扁平的发冠和缀饰繁冗的装饰风格使二者之间的延续关系更加清晰。明代宫廷造像主要指明代永乐和宣德两朝宫廷制作的藏式佛像，又称“永宣宫廷造像”或“永宣造像”，由宫廷专设的造像机构制作。宫廷造像融合汉藏两种艺术因素于一体，风格纯熟，造型完美，材质优良，雕工精细，雍容华贵，流光溢彩，具有宗教、历史、艺术和科学多方面价值。它见证了明代汉藏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见证了明代汉藏民族之间深度的文化艺术交流，同时也体现了明代藏式佛像和宫廷艺术的最高成就，体现了明代冶炼和铸造技术的高度发展水平。
（首都博物馆研究院 黄春和 文章节选 全文见图录）
参考图：
明永乐 铜鎏金转轮王自在观音
香港保利2017年10月2日 Lot 3203
成交价：HKD 17,700,000
4
Lot 5581
17世纪 密集金刚
西藏（扎什伦布寺） 铜鎏金
H24.5 cm
密集金刚，又称密聚金刚，意思是秘密的集合体，梵语称“库夫雅萨玛迦”，藏语称“桑克”，清代宫廷称之为“阳体秘密佛”，是藏传佛教尊奉的五大本尊之一——无上瑜伽部父续修习的重要本尊。其修法思想十分重要，是修学广大密续的关键，故被尊为“密续之王”。整体造型完美，法相庄严，工艺精湛，品相完好之极，堪称一尊难得的古代藏传金铜造像精品，产于扎什伦布寺，制作时间下限为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九年后仍有制作；风格以寺庙命名，即扎什琍玛。而征诸西藏历史文献，这一风格正是清初兴起于扎什伦布寺而影响遍及藏区的佛教艺术主流风格——新勉塘风格。
看到这尊造像，我们马上可以判断它是清代西藏地区流行的一种写实风格造像。造像全身结构匀称，造型周正规范，量度精细准确，充分体现了造像者对佛教工巧明的精深造诣。造像用材讲究，胎体厚重，雕刻细腻，镀金亮丽，打磨光洁，无论整体还是局部细节都一丝不苟的精雕细琢，极尽工巧之能事，整体给人精致华丽的艺术美感。这些艺术表现在在处处无不展现着全新的时代艺术新风尚，充溢着生机勃勃的现实主义艺术气息，给人清新、华丽、自然、生动的艺术美感。
历史上扎什伦布寺不仅佛法兴隆，而且佛教艺术也极为兴盛，先后有勉拉顿珠和曲英嘉措两位艺术大师诞生于此，他们分别创立了旧勉塘和新勉塘的艺术风格，开创了西藏佛教艺术和西藏民族艺术的新风尚和新局面。勉拉顿珠影响在前，曲英嘉措继踵于后，如果说四世班禅为曲英嘉措重开艺术新风格创造了有利条件，那么勉拉顿珠之前的孤明先发则为其打下的深厚的艺术基础。正是在扎什伦布寺肥沃的佛法和艺术土壤上，一朵朵美艳的艺术奇葩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开放，这尊铜镀金密集金刚像就是其中之一。
（首都博物馆研究院 黄春和 文章节选 全文见图录）
5
Lot 5549
清乾隆 六品佛楼主尊金刚界性佛
汉藏风格（北京宫廷） 黄铜，局部冷金
H38 cm
此尊铜造像高37.5厘米，是六品佛楼中的大像，胎体厚重，全身铜烧古处理，铜色古旧，见肉泥金，发丝以阴线刻出，丝丝清晰，有染青发痕，可见确实是铸造后经过开光，在佛堂供奉过。冠叶规整，鼻梁尖锐，有三目，四面八臂，正二手手指交叉相握金刚杵于胸前，次二手于腹部施禅定印，余二右手持各念珠、箭，左二手持法轮、弓。所有法器均非单独铸造后安装于手上，而是与手臂一同铸造，足见其技术难度之高，为藏传佛教造像中所罕见，即使是在宫廷造像中也不常见。菩萨装，帔帛、珠鬘、臂钏、手镯严身，下身着裙，裙摆层叠，略显程式化，上有精致的铸造花纹，极为不易，通常铸造佛像一般都采用线刻等后期加工技术。莲瓣饱满，线条富有弹性，整体造像装饰严整，线条清晰深厚，为典型宫廷造像之特征。莲座上沿有三道细密连珠纹，正中位置嵌有长方条，铸出“大清乾隆年敬造”款，焊于连珠纹正面，宋体楷书，字体端庄有力，布局严谨，有宫廷风范。
莲座下沿刻尊名曰：“金刚界性佛”。座后云纹中刻有“瑜伽根本”四字。显而易见，此像出自六品佛楼中“瑜伽根本品”供桌上所供九尊大像之一。此像的特别之处在于座前有尊号，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目前大像有刻尊名的很少见。
我们能够明确知道出处的六品造像资料只有两个，一个是宝相楼小铜佛造像，见于《两种喇嘛教神系》（Two Lamaistic Pantheons）一书。及第二本书，故宫出版的《梵华楼》4卷本图录。从这本图录中可以看到，梵华楼的九尊大像都没有刻写尊名，作者根据楼上第四品间（瑜伽根本品）的“说语”，将供桌上大像中的此尊定名为“金刚界佛”，同时又根据龛内特征相同的小像（正手中也没有持小金刚杵）座前刻的题记定名为“金刚界毗卢佛”。 仅从梵华楼与宝相楼上就可以看出来，此尊造像译名至少有三种：即金刚界佛、金刚界性佛和金刚界毗卢佛。
金刚界毗卢佛是瑜珈部根本经典《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别称《摄真实经》（Tattvasaķgraha）的主尊。此经确立了以毗卢佛（佛部）为中心，统摄阿閦佛（不动佛,金刚部）、宝生佛（宝部）、阿弥陀佛（莲花部）、不空成就佛（羯磨部），象征五佛五智的格局，显然，此神是瑜珈部中极为重要尊神之一。 以现存资料为准，根据它有刻尊名，且宝相楼的大像并没有缺少这一情况，可以较为明确判断，此尊很可能来自于须弥福寿之庙第四品间桌上。如果再大胆推测一下，可能受宝相楼影响的晚期六品佛楼还有普陀宗乘寺，也有可能大像刻尊名。
总之，此像极有可能来自于承德避暑山庄的其中两座六品佛楼中。如果出自普陀宗乘寺，该寺六品佛楼完成的时代是在乾隆三十五年 (即1770年) 之前，此像应当造于1770年之前；如果是出自须弥福寿之庙，其年代应当与宝相楼第一次装修完成年代相当，是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之前。所以此像的年代很可能是在1765-1770年之间完成。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罗文华 文章节选 全文见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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