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定次郎：一个从学徒到“世界之山中”的古董大鳄　　

【编者按】2018年4月30日，上海匡时2018春拍“万里云从——龙主题艺术珍品夜场”在上海展览中心举槌。其中，一件山中商会旧藏明万历青花五彩双龙戏珠纹盖盒以咨询价形式，300万元起拍，710万元落槌，加佣金816.5万元成交。

Lot 0524 

明万历 青花五彩双龙戏珠纹盖盒

长35cm；高10cm

出版：《世界古美术文展观》图版三，山中商会株式会社，昭和十三年十月(1938年)

局部细节图

万历五彩烧造极为复杂，传世稀少。五彩瓷器有釉上五彩瓷和青花五彩瓷两种。釉上五彩是在烧好的白釉上施彩绘画，再入窑以700℃至800℃炉火烧制而成。相比之下，青花五彩瓷烧造很复杂，成品率低，先以青花料在素坯上描出纹样，经1300度以上高温烧成青花瓷胎，然后再分别上色，最后700度低温烧出红、绿、黄等颜色。此件盖盒应为当时青花五彩官窑中的一件代表作，造型规整，呈长方形，上下作套合设计，底部外延成台座，应为宫内文房用具。1938年出版的《世界古美术文展观》中有这件盖盒的出版记录，名人旧藏加来源有据可查。

明万历五彩云龙纹蟋蟀盖罐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明万历青花五彩双联方盒 

大都会博物馆藏

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五彩瓷是宣德时期的官窑作品，传世极少，仅见西藏萨迦寺有收藏，景德镇珠山明代御窑遗址有少量出土。日本、欧洲因五彩瓷的鲜艳色彩才喜欢，而国内又因色彩浓烈不受待见。明清时文士觉得五彩瓷的色彩太俗，不如青花或宋瓷雅致，乃至到民国时期，国内藏家都偏宋瓷和永宣青花或雍乾官窑。精明的中国古董商也趁机为海外收购，造成了国内五彩瓷严重流失。国内除了各大博物馆的藏品外，市场上流通的五彩瓷多是国外回流。因此，在山中商会和龙泉堂的旧时账目中，常可以看到明万历五彩瓷器以高价进出的记载，在民国时期，万历五彩的价格明显高于同等清代官窑。

山中定次郎：从古董商店的学徒到“世界之山中”的古董大鳄

说起山中商会，这是令中国人读来心情会沉重的话题，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

 陈容《六龙图》

成交价：3.4亿元

 佳士得纽约藤田美术馆珍藏专场

藤田美术馆藏品所带的字据，记录陈容《六龙图》等六张书画被醇王府管事张彬舫卖给山中商会

金立言发现2017年3月纽约佳士得拍出3385万美元高价的这件藤田美术馆的方罍，极有可能就是三十年代山中商会老照片里面的这一件。

去年佳士得纽约“藤田美术馆珍藏专拍”中以3.4亿元成交的南宋画陈容《六龙图》也经过山中商会之手流到日本。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醇亲王载沣被迫宣布溥仪退位，为了生计，如同大多数“末代”皇族一样开始变卖家产。据藤田美术馆提供的这张字据看，1915年2月22日，醇王府管事张彬舫(即大管事张文治)将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续篇传为唐、宋、元的六卷古画卖与山中商会，并立字据。那时，山中商会的总部设在大坂，之后，又将此六卷古画卖与大坂的藤田家族。

山中定次郎

　日本山中商会的壮大离不开山中定次郎，而山中定次郎之所以后来成为传奇大亨，其成功的最大秘诀还是在于嗅到机会并抓住、不断积累知识和功于心计(知道人性的弱点)。

山中定次郎于1866年出生在大阪古董商家庭中，对古董交易兴趣浓厚，原名安达定次郎。13岁那年，刚刚小学毕业的定次郎到另一位当时颇有名气的古董商山中吉兵卫家做学徒，经商中不断接触到来自欧美的学者和收藏家，意识到欧美市场，在大阪市立商业夜校学习，一边在英语私塾学习。23岁那年，古董店主人山中吉郎兵卫先是恳求他作养子，改名为山中定次郎，尔后又把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他。随后开始了为山中商会进入欧美市场开疆拓土之路，期间还上商业学校，直到毕业。

那么，他是如何从一个入赘女婿到掌握山中商会的所有实权？

山中商会在伦敦举行拍卖的销售情况，上面记载着卖家信息，当中 Baur就是阿尔弗雷德·鲍尔(Alfred Baur)，David就是大维德爵士（Sir David Percival）即后来的大维德基金会创始人

1927年，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高16.5cm）现身山中商会“伦敦：重要文物的拍卖”，以7000英镑成交，在当时算是高价，被瑞士大藏家鲍尔竞得。这件瓷器最近一次拍卖是在2005年香港蘇富比1.1548亿港币成交，约合人民币1.224亿元，被香港知名古董商翟健民竞得，瓷器目前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0世纪初欧美经济高速发展，西方富裕阶层普遍产生了对于东方艺术品的好奇、渴求的心理，山中定次郎便利用了这个机会。1894年在纽约开设古董店，之后在波士顿、芝加哥陆续开设分店，1900年在伦敦开设分店;1905年在巴黎开设代理店，很快建立起了他的全球销售网络，这期间山中与洛克菲勒、大维德、佛利尔、肯特大公、瑞士的阿尔弗雷德·鲍尔(Alfred Baur)等学者、显贵结下深交。

山中商会北京办事机构成立时的老照片

随着海外市场对中国艺术品的需求扩大，山中把目光投向了悠久历史、古董文物最丰富、交易最活跃的北京。八国联军侵华，中国文物流失严重，很多士兵把抢来文物直接就地变卖，据《庚子大事记》记载，一个西洋商人仅花了一元墨西哥银元，就买到了“圆径三分之珊瑚珠百余颗”，这直接刺激了山中定次郎于1901年在北京东城麻线胡同3号设立办事处。1917年又购入肃亲王家的一处300平米的四合院，作为山中商会在北京支店，同年岳父山中吉兵卫去世，第二年(1918年)53岁改组公司成为股份制，借此机会担任社长，并掌握了所有实权。

那么，除了他对古董行业发展的准确预判外，山中定次郎凭借什么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建立起了他的全球销售网络?

山中定次郎懂得人心、人性，并加以利用。首先，他与当时的琉璃厂古董商不同，山中商会是“组团卖货，精准营销，几乎垄断欧美东方古美术品市场”。山中定次郎主要靠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商，来收集落魄王孙们出售的皇家珍品。那些年，山中定次郎每年定期来北京两次 ，每次大概停留两周时间。每次，北京支店的店长高田又四郎都会事先联络好北京古玩行的各商号，来山中商会院中摆摊。琳琅满目的古玩被摆放在6尺的长桌上，山中定次郎带着欧美各个分店的采购人员，按照各个市场的需求一一挑选。

每天都有不下200名古玩商，从全国各地赶来。他们乘坐着人力车，抱着大包小包涌入山中商会北京支店的小院里。曾目睹过此情此景的壶中居老板广田不孤斋，用“壮观”一词形容：

一听说山中老先生来北京，北京的一流至二三流同业和杂货店主，就都显得很活跃。老先生早晨在北京分店采购物品。在老先生从住宿的扶桑馆饭店前往麻线胡同分店之前，分店里，从大门口到里面的通路上，以至宽敞的庭院中，就挤满了很多同业者。大家争先恐后地打开包袱，摆上各种物品。三代的铜器、石器、陶瓷器，各个时代的佛教美术、金、银、铜、锡器……这些同业者摆列物品的情景，实在壮观……老先生上午在这儿收购完，下午去各一流同业者的店铺，还去买收藏家想卖的东西……每次全中国的同业者和杂货商人，都会得到莫大的好处，所以他们都以敬仰之心迎接山中老先生。而且，我在各处看到所有一流同业者的私室里，都装饰着老先生的照片。（文中“老先生”指的是山中定次郎）

这些描述可能有些夸张，但山中定次郎抓住了中国古董商人都想牟利这一点。为什么山中定次郎能随心所欲地动员同行的古董商呢？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参考仓桥藤治郎为山中定次郎写的一篇追悼文：

能够喜爱同行买卖人，这真不愧是大将之器。……尤其是古董店，对外行人和稍次级的古董店，压价压得很厉害，这可以说是常识。可是山中老爷子几乎都是以好价从古董店买下。……从山中的卖家来说，从小型店、中型店铺买下的价格，仅有区区之差，不成问题。即使买贵了，如以更高的价卖出的话，自己获利，同时也滋润了小买卖人，这就是老爷子的心得。

去山中的展览会，就可以看到很多中小古董店的店主，像做自己买卖似地向顾客推销物品。顾客当然重要，不过对他们来说，山中是更重要的老主顾，所以他们很情愿地为山中干事。

其次，山中商会是第一个采取做图录大规模办展售会的古董机构。事情要从山中家族的三个销售组织说起，他们分别是“大阪的箺篁堂山中吉郎兵卫商店”，以茶具为中心，担任日本国内销售；京都的“山中合名”，主要针对来京都的外国人进行销售；“山中商会”专门从事海外销售。为避免家族内斗，按照家族规矩，山中商会禁止在日本国内开店，因而展售会可以巧妙地避开这个不成文的规矩。据日本仙台东北大学学者富田升教授写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一书中，可知山中商会曾多次联合日本古董商办大型展售会（上图），其成功秘诀在于，卖给山中物品的同业者，在展览期间，如其物品卖出了，还可以从山中那得到10%的回扣，换言之，如为山中卖出了，仅此便可以领取10%的手续费。这种多次提供利益的方式，使得全国大小古董商更加兴奋，使动员工作变得轻而易举，由此可见山中定次郎对世事人情的洞察之深。

最后，山中定次郎做生意胆大，他还通过悉心安排“买低卖高”炒作某一特定品类的市场。九头龙子寄给山中定次郎的追悼文章中写道：

　山中商会社长，虽是个古美术商，不过他的经商风格是：什么都买、看准时机后，就整理好，卖出去。别的同行者做买卖时以顾客为对象，进行讨价还价;而他以一般大众为对象，动员古董店，举办大型展览会，让古董店出售，其买卖具有空前庞大的组织和无法效法的气宇。……比如，要收集明末五彩瓷，就以高于外行人的价，从全国的古董店全部购入，在市的东西一个不留。然后彻底地制作插图，大胆地投资举办大型空前的大型展览会，使全国人理解五彩，进而高度评价五彩。往年他的这种做法，至今仍在爱好者之间记忆犹新。……他的命令一下，先使古董店看到充分利润，然后从全国收购来，再向全国销售出去，这就是日本第一古美术“贸易港”。

把山中定次郎送上世界顶级古董商之列的交易是买下恭王府的瓷器、玉器等工艺品（除了书画外）。

恭王府

嘉庆帝有关和珅案的谕旨

恭王府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曾先后作为和珅、永璘的宅邸。1851年恭亲王奕訢成为宅子的主人，恭王府的名称也因此得来，他是道光帝第六子，历经四朝，天资聪颖，备受宠爱，却无缘大统。恭王府历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故有了“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

小恭王溥伟

1912年1月17日溥伟在养心殿的御前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议和的提议，但未得到大多数宗室成员的支持。在分析了当时的时局后，溥伟决定“毁家以纾国难”。他在日记中写道：“归而禀请堂上，以时局至此，后变不堪设想，拟毁家以纾国难，堂上允之。遂尽出古画古玩，抬商变价。”有意思地是，溥伟虽然赤胆忠心，但是溥仪却并没有把他当自己人。1931 年，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却没有封溥伟一官半职。

1912年，山中定次郎在恭王府门前合影

于是溥伟“毁家纾国难”出让文玩的计划开始实施。得到消息的山中定次郎，在友人山中六三郎和冈田友次的陪同下，来到了恭王府。

山中定次郎走入恭王府中，犹如走入了一个巨大的宝库，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山中定次郎传》中这样写道：

府邸相当大，比如仓库，专放如意的如意库，放书画的书画库，放古铜器的铜器库，像这样的，就有几十栋……库里的东西上，竟然积着十五毫米左右的灰尘。仅翡翠首饰，就非同寻常，实在华丽，带回日本，即使卖给妇人做发箍，一粒也能卖四五千日圆。

然而，面对眼前巨大的宝藏，恭王府的大管家却完全不知道它们的价值和市场行情。山中定次郎回忆，大管家像抓豆子和金米糖一样，用双手抓过一把珠宝来问他：“这些你出多少钱?”

其实，也不能怪恭王府的管家无知，常年生活在金山银山中，恭王府内所有人对这些奇珍异宝都已经麻木了。清王朝灭亡后，许多没落王孙都依靠变卖家产来维持奢华的生活。他们根本不把这些宝贝当回事儿。

交易之后，山中定次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感慨地说：“数额不同于十万或二十万。无论哪个商人，这是一生不会再有的事情。”

纽约1913年恭王府拍卖图录

当时在纽约American Art Gallery拍出的古董共计536件，每件均有定名、断代和简短文字说明，部分还配有照片。经过统计，玉器数量最多，约244件，以清代制品为主，只有个别为汉玉；瓷器约134件，它们分别来自不同时代的不同窑口；青铜器共99件，有商周或春秋战国时。

山中商会1912年一举买下恭王府除书画外所有珍藏宝物后并未急于出手，而是在近一年后才在纽约进行了大规模的拍卖，也正是这次拍卖奠定了山中商会的霸主地位。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一书中，作者富田升记录了纽约拍卖会定价总额大约为27.6万余美元。他推测从购买到拍卖这一年的时间内，“通过店头乃至个别销售等，已经卖掉了相当多的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付与拍卖了。”若真是这样，拍卖正如字意，成了在库廉卖。

之所以这么低调，有以下原因：首先，恭王府的那些宝贝说不清来源，有官员贿赂的，私自占有的……;其次，溥伟不愿意背负出卖祖宗收藏的恶名，交给山中商会这样有实力的古董商，能很快地把这批宝贝卖掉;最重要的是高调拍卖很可能会引起民国政府的注意，因此无论是山中商会还是溥伟，都有意掩盖了这次交易。

顶着“恭王府”与“山中商会”的两张金字招牌，每次一出现在拍场的恭王府旧藏，就能引起轰动，成交数据自然不俗：

2006年11月28日，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恭王府旧藏“清乾隆 御制白玉兽面活环盖瓶”成交价为460万港元;“清乾隆 御制碧玉兽面活环盖瓶”以628万港元成交等;

2010香港佳士得秋拍上，恭亲王府旧藏的“清乾隆御制紫檀漆地嵌玉圆光座屏”以3202万港元成交；

清乾隆 紫檀雕西番莲‘庆寿’纹大宝座，

成交价：5750万元 

中国嘉德2011年11月

清乾隆 紫檀高束腰蕉叶云蝠纹三弯腿带托泥香几成对

成交价：1265万元  

中国嘉德2011年11月

2011年11月12日，中国嘉德“姚黄魏紫——明清古典家具(一)”专场，“清乾隆 紫檀雕西番莲‘庆寿’纹大宝座”，以5750万元的高价成交，“清乾隆 紫檀高束腰蕉叶云蝠纹三弯腿带托泥香几成对”，也以1265万元成交。

与恭王府的这次交易以后，他的买卖越做越大，胃口越做越大，对中国文物古迹犯下的罪行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他让天龙山石窟成为“无头的石窟”。

北京华辰2017年春拍中一组照片(260帧)记录了1913年-1932年山中定次郎在中国的河南、山西以及泰国的暹罗等地的文物考察。

1913年，山中定次郎亲自组队前往河南考察研究，从去年那次春拍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足迹遍布河南的佛教圣地，例如开封少林寺、相国寺、洛阳龙门潜溪寺、香山寺、白马寺、及龙门石窟各洞，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与拍照，为之后的盗取佛像及文物做准备。这次考察文献记载十分稀少，我们甚至不知道在清朝覆灭，政权交替的时期，山中定次郎就已经在为它的窃国行为做周密的部署了。

其中包括1924年山中定次郎带队考察天龙山石窟的珍贵相册，是其盗掘天龙山石窟的证据。天龙山石窟位于中国山西省太原市西南36公里的天龙山上，东西两峰共有石窟25座，分别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各朝。据不完全统计石窟内外，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壁画等1144处，以其造型娴熟，比例适当，线条柔和，雕刻精美而著称。

石窟于1918年被日本学者关野贞发现，并将考察报告公布于世。山中定次郎闻讯后，分别于1924年6月和1926年10月二次潜往天龙山石窟。他通过贿赂等手法，买通了天龙山脚下寺庙的住持净亮和尚，将大批佛首偷运出山。

“我终于用手中的真金白银说服了净亮僧人，他同意让我带走一部分造像的头部，这不禁让我异常兴奋，每当我带着工匠进入一个石窟，凿下一个佛首，那种喜悦，超过了得到黄金万两。”

山中商会1928年出版《天龙山石佛集》

山中定次郎日记详细记载了其中一次的盗运，40多个佛头被砍下来，装成箱，运到北京，然后由北京运到日本，并出版《天龙山石佛》。1932年11月，山中商会在日本，东京美术协会举办了“世界古美术展”，并将这批天龙山石佛公开拍卖。在这次声势浩大的展览中，山中商会出版了限量50套的银盐照片。耗时四百年开凿的天龙山石窟，20年代起竟成为无头的石窟，是中国境内摧残破坏最为严重的石窟。

本文参考：富田升《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和鲁宁《瑰宝遗梦 恭王府流失文物寻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