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的艺术从哪里来？从古至今，从东到西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唐思惟菩萨像。此像铜质鎏金，高11厘米，以失蜡法铸成。

唐 思惟菩萨像

上海博物馆藏

高11厘米

此像铸工精湛，发丝眉目历历可见，璎珞飘逸，手指纤细，宽度不到1厘米，圆形台座上的莲瓣装饰线条浅细流畅而清晰，衣裙褶皱随体起伏，质感逼真，体现出青铜铸造的高度水准。此像作典型菩萨装——双腿交错盘坐于莲台之上，左手屈肘撑腿，右手屈肘托腮，低头右倾，敛目向下，仿佛正沉浸在冥想之中，是佛教所谓的“思惟相”。

菩萨装示意图

思惟像是表现菩萨禅修思惟，觉悟证道的造像形式，其造型的关键特征是“思惟手”。据成书于唐代的《大日经疏》解释，思惟手是“稍侧头，屈手向里，以头指指颊”，即以手支颐，侧头配合的姿态。在目前可以确认的思惟像中，无一不是采用了这一动作。

同时，作为思惟菩萨的形象，通常还要搭配一足置于另一腿之上的“半跏坐姿”和沉思或微笑的表情，只是腿足姿势和表情的使用似乎并非特别严格，偶有不同的形式出现，如这件馆藏的唐代思惟像，即未作典型的半跏坐姿，因此亦显得格外珍贵。

思惟像渊源久远，在印度佛像的发源地犍陀罗和秣菟罗造像中都有发现，尤以犍陀罗为突出。由于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罗马艺术影响，有许多学者认为，地中海沿岸古代希腊、罗马墓葬石碑或石龛上的悲哀妇女形象，很可能就是印度思惟像的远源。

三面浮雕

希腊

公元前450至440年

位于浮雕右侧的是谷物女神德墨忒尔，她正以手遮面哀悼她的女儿，冥后泊尔塞福涅

思惟像传入我国的时间很早，在三国晚期的吴镜中，已经可以见到，但并未流传很长时间。

佛像夔凤纹镜

三国 吴 直径16.3cm

时代约当三国吴晚期（公元3世纪中期）。镜背饰有以相对夔凤纹为间隔的四组佛像，分布于柿蒂型钮座中，其中三组为坐佛，一组为思惟佛及其前后的跪拜和侍立者。这是我国最早期的佛像艺术品之一，其时代与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盛期不远。这种纹饰的镜子仅见于南方，流行时间较短，其粉本可能是自秣菟罗地区经西南陆路或海路的南传路线进入中国的，与北方地区后起的思惟造像渊源不同

在北方，十六国时期的北凉佛塔上出现了思惟菩萨的形象，后在敦煌、克孜尔、乃至云岗、龙门等石窟中都渐次可见，表现形式则有石刻、泥塑、壁画、造像碑等。可以说，思惟像是5-6世纪中国佛教艺术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北朝晚期，尤其是东魏至北齐时期，单体的思惟像一度非常流行，造型语言也日渐丰富，不但造像背景由简至繁，造像形式也由单像变为对称双像。

白石双思惟菩萨像

北齐

故宫博物院藏

北朝晚期的思惟像制作，有非常鲜明的地域性，主要集中在河北中、北部及与之毗邻的山东北部地区。从冀鲁两地出土的思惟像在时间、形式上的关系推测，单体思惟像可能是首先流行于河北地区，并逐步传播影响至山东地区。

河北曲阳出土的思惟菩萨像

河北地区的思惟像主要出土于中、南部的曲阳、藁城、唐县等地，其中尤以曲阳地区为多见，时间则从东魏一直延续至隋。形制小且数量多，多用大理石制，结构繁杂，多以龙树为背景，有较多双思惟像，造型风格与该地区的金铜佛像有着密切关系，衣纹手法多样，狮子座较为粗放

山东青州出土的思惟菩萨像

山东地区的思惟像主要出土于北部与河北相近的无棣、青州、博兴等地，时间集中在北齐阶段，比河北地区的思惟像出现稍晚。形制适中，多单体像，风格更趋自然洗练

山东半岛突出于黄海之中，由此顺风向朝鲜半岛出航比较方便，自然成为大陆与海东地区佛教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北朝晚期的思惟菩萨像即于这条路线传入三国时期的朝鲜，于六世纪后半期至七世纪后半期颇为流行，而至七世纪，又由海路从朝鲜传播至日本，集中流行了一个世纪之久。无论中国朝鲜还是日本，思惟像的流行都只维持了比较短暂的时间，中国的思惟像自隋以后逐渐少见，至唐已罕有描绘塑造。

一般认为，思惟菩萨表现的主题，是释迦牟尼在树下思惟，觉悟证道的情景，故而思惟像的主体，应为成道前的悉达多太子。这一主题，无论在犍陀罗还是中国北方几大石窟的壁画及石刻所表现的佛传故事（即佛的生平故事）中都有反映。东魏至北齐时代流行的单体思惟像中，有一些带有明确的题记，称为“太子像”，也可以确认为表现这一主题。

云冈六窟后室南璧 决意出家佛传图

表现悉达多太子于夫人床前沉思，决定出家的情景

但印度本土的思惟像还有很多并非表现悉达多太子的形象。如犍陀罗地区思惟菩萨中有头戴宝冠，手执莲花的观音菩萨，其装束姿势几乎与太子形象一致，仅以手中的莲花象征守护佛法、救济众生的金刚杵，用以区别前者。

犍陀罗观音思惟像

另外，在佛教造像中，还有一些其他形象也表现为思惟相，如降魔成道图中苦思冥想的魔王波旬，优陀羡王故事中为看到夫人死亡之相而忧思的王者，听说佛祖涅槃而悲痛不已的阿阇世王，和佛祖涅槃图中忧伤的摩耶夫人等。

可以发现，采用思惟相的非菩萨类形象，往往表现了忧愁，思虑的含义。在中文和印度语中，思惟一词都是指思虑、冥想的心理活动，同时也带有忧愁之义。而在佛教经典中则强调思惟是一种修行，即由思惟、观想慢慢进入禅定状态。

与印度造像有所区别的是，中国北朝时期流行的思惟菩萨像，尊格相对固定，主要是释迦太子和弥勒的形象，反映出北朝时期所流行的佛教信仰流派的影响。如北方早期石窟中的思惟像多与交脚弥勒菩萨相邻，或作为交脚弥勒菩萨的肋侍，暗示了其与弥勒信仰的关系。

牛猷造弥勒立像

高 46.5cm 北魏正光5年（公元524年）

大都会博物馆藏

底部基座的铭文记载此像为公元524年所造的一尊弥勒像，主像前有两尊较小的半跏思惟像

弥勒崇拜分为上生信仰和下生信仰。上生信仰表现弥勒菩萨在兜率天中修行说法，等待下生成佛，其说法形象通常作交脚菩萨的形象，列为主尊，而其旁常肋侍以半跏思惟菩萨。下生信仰则表现佛祖灭度五十六亿年后，弥勒下生人间，于龙华树下思惟得道，教化度人的情形。敦煌等诸石窟中与交脚弥勒同时出现的思惟像所体现的应该是上生信仰，而表现弥勒下生信仰的思惟像则比较复杂，与表现释迦太子的思惟菩萨像很难明确区分。目前发现的思惟像中，除了那些在发愿文中自称为太子像，或是有比较明显的佛传故事情节的作品，可以推测有一部分弥勒的形象。如同样表现在树下思惟得道，太子像通常“树为曲枝，随荫其体”，而弥勒造像则雕造盘龙宝树以表现弥勒得道所在的龙华树“枝如宝龙，吐百宝华”的特征，或辅以“造龙树坐像一区”“愿己身居眷大小龙华三期一时悟道”之类的铭文。

白石张延造思惟菩萨像

北齐天保八年 残高47cm

故宫博物院藏

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菩萨半跏坐于荃蹄座上，残存的背屏有镂空双树，上有盘龙。座后发愿文有“愿己身居眷大小龙华之期一时悟道”等内容

通过海路传往朝鲜和日本的思惟像既有太子像亦有弥勒像。根据日本《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的记载，在钦明天皇七年（公元538年）朝鲜百济圣明王赠送给天皇一区太子像，是朝鲜和日本都曾有过太子像的书证，但是从两国现存的思惟像考察，则可以被确认为弥勒像的作品显然更多。这和弥勒作为未来救世主的形象契合当时两国的信仰需求，与本土的花郎道及圣德太子信仰结合的历史现实具有密切关系。

日本广隆寺木造半跏思惟像

根据《广隆寺资财交替实录帐》的记载，称为“金色弥勒菩萨一躯”，相传是为纪念日本圣德太子而供奉的弥勒像。圣德太子所处的飞鸟时代是日本佛教文化的初始期，太子推崇佛教不遗余力，相传与他有关的七座寺庙中绝大部分供奉弥勒半跏思惟，反映了弥勒崇拜与本土信仰相结合的特点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国宝83号金铜三山冠半跏思惟像

造型与日本广隆寺木造弥勒如出一辙，被认为是广隆寺弥勒的原型像。据《日本书记》记载朝鲜新罗曾向日本进贡佛像并被安置于广隆寺，故此像通常被认为是新罗制作。但也有学者认为是造像技术更佳的百济作品

思惟菩萨像在佛教造像中数量不多，流行的时间也并不长，但其艺术性却一向很引人瞩目。

思惟是人类共有的心理的活动，在艺术史上，用类似思惟像图式表现思索的艺术作品很多，但表达的情感或境界却大为不同。如1827年出自希腊阿提卡的一件墓葬石碑残件，雕刻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典时期。

大理石墓葬石碑残部

公元前4世纪中叶

高 122 cm

《先知耶利米》是伦勃朗在1630年以他父亲为模特创作的一幅圣经故事画，采用了著名的“伦勃朗布光法”，以极富戏剧性的光线表现了先知耶利米为圣城耶路撒冷被毁而流泪的场景，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先知耶利米》

更为著名的是罗丹的《思想者》。《思想者》原本是罗丹为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所做大门《地狱之门》的一部分，这个主题根据但丁的《神曲》创作，这座被预定放在《地狱之门》门顶上的圆雕象征诗人在地狱的门口痛苦思考的形象。

地狱之门

《思想者》

反观佛教的思惟造像，则都表现出洗练圆熟，优雅内省的气质，强调了菩萨作为觉悟者的神性，体现出一种超越俗世的宁静与解脱，正是佛教观想觉悟，超脱现实，抵达彼岸的宗教精神的外化，也是中国文化幽静玄远的神韵所钟，与西方同类图式中所表达的现实的人性迥异其趣。

犍陀罗思惟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