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竹刻圣经：细读《竹人录》

清中期嘉定文人金元钰，就其见闻，广为采辑，并加研判，撰为《竹人录》一书。书分上、下二卷，上卷载明正德至清嘉庆年间嘉定竹人凡60余家；下卷选录此前有关嘉定竹刻之诗、赋、文、铭等篇什，多为文人雅士题咏酬唱竹人与竹器之作。全书共17000余字，完成于嘉庆12年（1807），并于同年刊行。《竹人录》是历史上第一部竹刻专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地位，刊行之初便被识者评为“不可少之书，而必传之作也”。

朱稚征，竹雕高士图笔筒，明代，上海博物馆藏

朱稚征，竹雕高士图笔筒，拓片，上海博物馆藏

流传版本

《竹人录》刊行未久即遭兵燹之灾，传本十分稀少。民国二年（1913），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由黄宾虹、邓实主编之《美术丛书》亦收入《竹人录》，所据或即嘉庆本。其后嘉定收藏家张鸿年复从竹人时湘华家获得抄本，即于民国11年（1922）倩同邑葛维桢校雠，由嘉定光明印刷社出版。民国27年（1938），竹刻收藏家、浙江鄞县人秦康祥（1914-1968）又据此本再加手校，重为刊行。2011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竹人录・竹人续录》，为“中国艺术文献丛刊”之一种。该书由张素霞点校，其中《竹人录》是以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嘉庆12年刻本为底本，佚失部分用光明社本补齐，成为目前通行《竹人录》中比较精善的版本。

沈大生，竹雕庭院仕女图笔筒，明代，上海博物馆藏

始启研究

历史上，对竹刻作品和竹人的记录散见于文人的诗文、笔记之中，绝大多数是对竹刻与竹人的题咏，表明文化界对竹刻的推崇与关注有着久远的传统，反映着国人鉴赏竹刻的审美态度与艺术趣味。但是这些都还谈不上研究，直到《竹人录》的出现，对竹刻的关注才真正触及史论的范畴。《竹人录》记载嘉定竹刻从创始者朱鹤到作者所处嘉庆时期的主要竹人，包含竹人的姓氏年里、风度个性、艺术才能、作品风格、师友传承、社会交游及相关艺术评价等大量信息。同时，金元钰在书中提出了鲜明的学术观点，并确立了某些鉴赏原则，从而开启中国竹刻历史与艺术研究的大门。《竹人录》兼具史学与艺术学的双重价值，特别是在确立中国竹刻美学品格这一方面，其意义不容小觑。

周乃始，竹刻蕉阴读书图笔筒，上海博物馆藏

周乃始，竹刻蕉阴读书图笔筒，拓片，上海博物馆藏

古人作史，推崇“春秋笔法”，意指孔子作《春秋》不仅记录历史事实，更通过暗含褒贬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为天下树立法度。金元钰撰集《竹人录》时，亦遵循这一述史心法，其详略轻重皆有深意。具体到写作手法上，《春秋》的突出特点是简要和谨严，而李庚芸在《竹人录》“序”中评价金著“体裁简净，持择谨慎，不遗不滥”，亦出一辙。综观全书对嘉定竹人及其作品的描述与品藻，皆见作者的竹刻艺术观。金元钰的竹刻艺术观，归纳起来，我将之概括为“人非俗流，器有深致”这八个字，人是指嘉定竹人，器即为嘉定竹器。

周颢，竹刻竹石图笔筒，清代，上海博物馆藏

周颢，竹刻竹石图笔筒，拓片，上海博物馆藏

何以为竹人

先来看金元钰如何评判嘉定竹人。《竹人录》打头的“小序”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刻竹虽小道，其人非具郑虔三绝、灵襟洒脱、居处出尘，不能下一笔。世人比之子刚治玉、抱云冶铜，犹未识诸君子之用心矣。”郑虔是盛唐时以诗书画三绝擅名的高士，此处用来喻指嘉定竹人具有多方面的修养。据《竹人录》所载，嘉定竹人大都博文多能，且其畛域甚有超逸于诗文书画这些常规文人才艺之外者。至于“灵襟洒脱，居处出尘”云云，自然是说竹人应是胸次潇洒，不为俗累，品行狷介，不俯仰于世者。当然，这些不免有些理想主义的美化成分，然而细看《竹人录》，便知金元钰的看法绝非无中生有。

金氏开列的优秀竹人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中，朱鹤、朱缨、沈兼、周乃始、周颢为全能皆备者，故浓墨重彩，点染有神。其余诸子，或具其一，或兼其二。限于篇幅，文中不能一一俱引，读者自去细读，不难体会。至于三项条件无一提及而被撰为独立条目加以介绍者，则必为技艺非凡能自出机轴的高手，《传》中仅顾珏和蔡时敏二人而已：顾珏，“不袭前人窠臼而能独立门庭”；蔡时敏，“不袭封氏面目而能各自成家”。另有张步青，为“负绝艺而姓名湮没不彰者”，对他的独立介绍便有“兴灭继绝”的情怀在中了。

封锡禄，竹根雕罗汉，清代，上海博物馆藏

金元钰坚持知人论艺的原则，他在“凡例”中明言：“蔡时敏以下，予及见其人，知其久而必传，备录如左。其余操刀者甚重，不敢滥登，惧失实也”。显然，不见其人，则不能对其是否合乎前述三项条件进行考察，仅就耳食下笔，则有“失实”之虞。不过金氏并非拘泥于“德艺双馨”的标准，对“里中素称能手”的竹人，虽“生平事实无考”，仍然作了记录，显示出公正的史笔。“持择谨慎，不遗不滥”的评价，当非虚誉。

显然，金氏认为竹刻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匠，而是有着多方面的文化素养且品格、气质不同流俗的“君子”。尽管“小序”的第一句是“昔人一艺之工，名垂不朽，载在史籍者，莫可殚述”，但与“治玉”“冶铜”比较而言，竹刻到底有着不一样的文化品格。金氏一方面坚持儒者重道轻器的正统立场，一方面又不能回避竹刻的工艺属性，以故采取褒扬竹人文化素养与品格的办法来调和矛盾，这就不难理解他在追求“体裁简净”而惜墨如金的同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抄录竹人的诗作、描写竹人的风骨和不凡的癖嗜及行迹。嘉定竹刻发展到金元钰所处时代，商品化的问题已日趋严重，金元钰大加揄扬以往那些具有高逸品格和当代淡泊自守的竹人，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封鼎，竹雕秋菘图笔筒，清代，上海博物馆藏

器有深致

再来看“器有深致”。“深”，说的是嘉定竹刻具有雕镂深刻和体量深厚的特点；“致”，则是说竹人所作皆出于衷情，寄以文心，故能情致深长，令人玩味。《竹人录》卷下首录清初嘉定县令赵昕《竹笔尊赋》并序，序云“漥隆浅深可五六层，镂沉其次也”是对嘉定竹刻深雕作风的准确描写。到了将嘉定竹刻的深雕细刻推至极致的顾宗玉，“一器必经二三载而成”，精深可谓无以复加。金元钰描写圆雕圣手施天章的作品，“古香古色，浑厚苍深”，小巧而轻盈的雕竹器竟然有“駸駸乎三代鼎彝”的分量，不能不说是嘉定竹刻的深厚风貌使然。

嘉定竹刻从民间竹木雕的工艺基础上发展而来。三朱之前，江南的竹木雕工艺或为强调图案性的装饰风格、或者是“象生”一路写实手法。小松、三松父子的竹雕创作开始吸收绘画的营养，此后，“以画法刻竹”成为嘉定竹刻的主流创作模式。与之相辅相成，自三朱时代起的嘉定竹人就有精书画、通六书、擅篆刻的传统，如朱缨“工小篆及行草，画尤长于气韵”；沈兼“精心篆隶”；施天章“工绘事”；周颢“山水人物花卉俱佳”，又精篆刻，名列《印人传》；严煜“精心金石六书之学”；邓孚嘉“工画山水”等等，举不胜举。多方面的艺术素养或隐或显地作用于竹刻创作上，使其内涵和形式更为丰富多样，极大提升了嘉定竹刻的艺术品位。

“以画法刻竹”，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晚清以来竹刻流行摹刻画家墨稿那种路数，实际上，自朱、沈以至周芷岩的“以画法刻竹”，是说竹人将刻竹作为表达自我艺术追求的手段，抒发胸臆，吐泻怀抱，而非徒为雕饰之工，正如同画人以画写心那样，是一种纯粹的创造。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竹人肯定向绘画艺术吸收养份，从题材、构图、造境、写形、意趣、格调、风格、样式等各个方面、不同层次学习绘画艺术中的有益因素。因之我们能够看到竹人如何根据自己的禀赋和爱好，有选择地学习历史上的绘画风格。比如朱氏父子，“大抵花鸟规模徐熙，人物、山水在马、夏之间”，学的是“简老朴茂、逸趣横生”的风格。顾宗玉则学习李昭道一路界画楼台的精细作风。同是学习山水画中的“北宗”和“院体”，却有疏密之分、工写之别，这当然是因为作者的情趣有别。至于施天章从倪云林折带皴中悟出“高下顿折”的刻石法，周芷岩从文人山水画中领会到“浓淡坳突”“皴擦勾掉”而能施于刻竹，就更是以画家的心眼来奏刀向竹了。

吴之璠，竹雕松阴迎鸿图笔筒，上海博物馆藏

吴之璠，竹雕松阴迎鸿图笔筒，拓片，上海博物馆藏

《竹人录》的真实作用

《竹人录》有选择地记录此前二百余年嘉定竹刻的历史，并作出独具只眼的批评。今天我们面对这份难得的文化遗产，在清晰地感受到作者态度的基础上，不妨对此书的真实作用作一番探究。笔者以为，《竹人录》的作用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法脉

第一，确认了“嘉定竹刻”的法脉。金元钰对嘉定竹刻自三朱创法以来直至周颢诸家的风格及艺术地位，有如下评论：“予尝以诗派论之：汉魏权舆，则三朱秦沈；鲁珍具建安风骨，宗玉似齐梁绮糜；周墨山王幼芳之冲淡，则孟襄阳微云河汉也；封义侯施焕文之奇古，则韩昌黎汤盘孔鼎也。其余诸子，若盛唐作手，各号专家。近时刻画精工，类宋元纤巧一派。惟我芷岩，其少陵乎。”这一段文字，传达出当时对嘉定派竹刻艺术法脉的认识。

法度

第二，确立了“嘉定竹刻”的法度。这个法度，就是前文说到的“器有深致”。具体到工艺层面而言，就是以深雕为主，是包括圆雕、透雕、高浮雕在内的立体雕刻。虽然阴刻始终存在，且出现了周芷岩这样的大家，但就全体来看，仍以深雕为多且精。所谓“吴郡、金陵多巧工，此非嘉定人不能传其法”，正就嘉定竹刻具深雕之特色而言。而“濮派浅率，不耐寻味，远不如朱，是编非吾邑人概不录”的表白，更加表明嘉定派以朱氏所传深雕工艺为正法。

法喜

第三，确证了“嘉定竹刻”的法喜。“法喜”是个佛教名词，本指听闻佛陀教法，因起信而心生喜悦，我借用来表示理解到嘉定竹刻独特艺术价值、领悟到嘉定竹刻最高艺术境界所产生的审美快感。无疑，金元钰是颖悟于此的，他也试图将他的快乐传达给后人。金元钰在序中明言，此书能“区别源流支派，使览者真赝显然”。我们今天用传世作品与书中记录一一对照，可知《竹人录》对嘉定竹人艺术成就的评价与判断非常精准，用笔断无虚下。金元钰并不是大收藏家或大学问家，但凭儒家文人的“正法眼藏”和对乡邦文艺的谙熟，作出了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结论。

邓孚嘉，竹根雕渊明赏菊，清代，上海博物馆藏

金元钰虽然自谦这部小书能“窃附于《印人传》《陶说》诸书，倘列诸艺术部中，予小子有厚幸焉。”实则对《竹人录》充满自信，其自信正是来源于对自己美学品位的高度自许。他牢牢把握了传统儒家“先器识而后文艺”的审美制高点，同时又实事求是地以作者的艺术成就说话。我们今天深深地读进去，那不多的文字却足以令人树立起雅正的中国工艺审美观，而不仅仅是作为古董收藏的参考书那么简单。

作者施远为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兼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工艺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