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礼于器：夏商周青铜器礼制思想

史鼎 商

通高18cm，宽15.5cm

兽面纹鼎

通高21cm，宽18.3cm，重1.04kg

青铜礼器的体制是青铜文化的核心内涵。通常所说的青铜礼器，一般泛指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此外，乐器也在礼器之列。青铜礼器为王室及上层贵族所专用，其组合与数量的差异是划分权利和地位区别的重要表象，从而形成等级森严的礼制。在《周礼》和《仪礼》等文献中，具体记载了西周青铜器的礼制。考古发掘所获的实物资料，为研究青铜器礼制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友尊 商

高13.2cm，口径20.7cm，重2.72kg

兽面纹大钺 商

高34.3cm，宽36.5cm，重5.8kg

夏商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青铜时代。夏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初始期。考古发掘所见的夏代青铜礼器的品类和数量有限，对其青铜器的礼制也不甚明了。相当于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见于公开报道的资料，合计有鼎1件、爵13件、斝3件、盉1件，说明饪食器与酒器是最早的青铜礼器组合。

乳钉三耳簋 商

通高19.1cm，口径30.5cm，重6.94kg

田告方鼎 商

通高15.6cm，宽15cm，重1.68kg

商晚期是青铜时代的兴盛期。以河南安阳小屯为中心的殷墟出土的青铜礼器品类丰富，数量也比较多。殷墟妇好墓是迄今所见规格最高的商王室贵族墓葬。妇好墓出土青铜器共468件，其中礼器196件，包括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占总数的44.8%,品类有鼎、甗、簋、彝、尊、觥、壶、瓿、卣、罍、缶、斝、盉、觯、觚、爵、斗、盂、盘、罐等。

父乙鼎

通高28.7cm，口径24cm，重6.88kg

作尊彝尊

通高27.6cm，宽22.5cm，重3.35kg

鼎是最重要的器类，妇好墓出土有方鼎5件、圆鼎26件，其他器物以酒器为主，数量多寡不一。觚的数量最大，达53件，其次为爵40件、斝12件。由此可知，在殷商时期，上层贵族饮酒成风。当时青铜器的礼制似未成定例，而是依重器（主要是鼎）及酒器品类和数量的多寡，来区分墓主人地位之高低。

水鼎 西周

高23cm，口径59cm，铭文1字

1929年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

虎父乙鼎 西周

口径16.8cm，高20cm

西周是青铜礼器制度的成熟期。西周的青铜礼器大体延续了商晚期青铜礼器的品类，但有所增减。突出的变化在于，西周酒器无论品类还是数量都明显衰减。此外，又出现匜、盨、簠、钟等新器物。据文献记载，西周的青铜礼器以鼎、簋的数量组合为典型代表，各级别差异已有定制。在宴飨和祭祀时，鼎、簋分别以奇数和偶数组合搭配使用。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

堇临簋

高16.7cm，宽33.5cm，口径21cm，重3.66kg

史斿父鼎

通高41cm，宽19.5cm，重2.52kg

迄今为止，西周的天子墓并未发现，相关情况不得而知。诸侯国君的墓葬，考古发掘则多有进行。晋侯墓地位于山西临汾曲沃天马—曲村，共发现9组晋侯及其夫人墓葬。晋侯墓地随葬的青铜礼器大都用5件鼎、4件簋、2件方壶，甗、盘、匜（盉）各1件和一两套编钟等。晋侯夫人墓多为3件鼎、2件簋、2件圆壶和盘、匜（盉）各1件。

鲁侯爵

高20cm，宽16.2cm，重0.76kg

史宜父鼎 西周晚期

通高37.5 ，宽37cm

但上述情况不可一概而论。晋侯墓地M91共出土35件青铜礼器，其中鼎7件、簋5件，另有编钟7件。该墓葬的年代在西周晚期，墓主人当为晋侯喜父。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诸侯国君享用的青铜礼器与礼书关于西周礼器制度的记载大体接近，但普遍遵行就低不就高的原则。

师酉簋

高22.9cm，宽32.8cm，重4.94kg

东周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割据，战乱频繁。与此同时，列国青铜器数量激增。诸侯、卿大夫，甚至家臣，竞相铸造青铜器，以此显示权力和财富。随着青铜礼器制度的破坏，青铜器的使用更加广泛，不仅限于王室和上层贵族，而是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凤鸟纹爵 西周中期

通高22cm，最宽17.1cm

位于安徽寿县的蔡侯墓出土青铜器486件。其中礼器和生活用器90余件，含镬鼎1件、升鼎7件、带盖鼎10件、簋8件、鬲8件，其他如簠、敦、豆、笾、方壶、缶、鉴、盘等均为偶数。此外，出土乐器32件，含甬钟12件、编钟9件、编镈8件。关于墓主人属哪一代诸侯，尚存争议，而以昭侯申（前518—前491）说较为可信。当时，作为小国的蔡国，介于相互争霸的吴、楚两大国之间，处境十分艰难。然而，蔡侯随葬的青铜礼器仍十分丰盛奢侈，僭越礼制若此，可见“礼崩乐坏”风气之烈。

微师耳尊

高25.7cm，宽23.2cm，重3.48kg

概言之，夏商周青铜礼器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成制和衰亡的过程。青铜礼器的品类、形制、纹饰乃至铸造工艺也由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是夏商周青铜时代真实、精髓的缩影，为后世传留下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因而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意义。